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1篇

对中国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启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推动世界分工体系和创新格局不断调整和重构，为后发国家的科技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追赶机遇。中国科技、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9）中，中国共有18个地区进入全球科技创新集群前100位，其中深圳—香港、北京进入全球创新集群前10位，分别位居第2和第4位，上海排在第11位。

但是，我国的科创中心与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主要表现为：高端人才相对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成果较少；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不足，产业化水平偏低；创新创业氛围不浓，创新生态有待加强；一些管理规则和政策不能适应开放创新的要求等。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经验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改进创新创业环境，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各类创新主体公平获得创新资源的市场环境。大力推行竞争政策，消除行政垄断和限制不正当竞争，激发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收益。改变政府支持创新的传统方式，加强对所有产业和企业都适用的普适性或功能性政策。

加快世界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建设。改革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学校授予更多办学自主权，建设创新人才培育基地，使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形成合理的结构。优化学科结构，推动科教融合，改革评价机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在有望引领未来发展的领域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挥高校院所在基础研究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建立基础研究人才团队长期稳定支持机制。

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培育创新型企业。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机构和联合实验室，加强面向行业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为产业技术储备知识基础。实施力度更大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强化技术扩散与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高效对接。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满足创新链条各环节的需求。鼓励天使资金和风险投资，发展中小板和柜台交易，促进风险投资和社会资本支持创新创业的作用。努力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建设开放式创新体系。从全球视野出发，坚持“平等合作、互惠共赢”原则，消除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促进创新要素的双向流动，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市场。规范和放宽技术型人才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条件，吸引全球人才和企业来中国创新创业，打造世界创新高地。

原文责编：赵鑫洋

新媒体责编：王虹

视觉：刘洁

（图片来自网络）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2篇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友善的社会气氛，要为城市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契约保障。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运行逻辑分析不难发现，每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都拥有能够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人才、容忍失败的广泛包容性，也拥有支持并鼓励初创企业发展的政治社会环境。每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契机也是对政府战略管理能力的考验。当奠基性成果及最早的前沿产业出现后，技术创新的路径便在某种意义上被“锁定”了，技术创新失败的可能及需要支付的沉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面临如何选择路线、制定发展战略的挑战，尤其是对处于后发追赶的国家或城市，既要综合考虑如何在有限资源投入下，实现创新追赶，还要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过度干预企业与产业的发展。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3篇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理论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涵、典型特征和运行逻辑的理论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发展动态演化过程的理解认识。当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发展与转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环境中，下一步需要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演化的一般性理论认识基础上，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丰富研究的情境，以期能够形成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

1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2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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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4篇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是高质量创新资源与创新主体的集聚，从而形成引领区域、国家和世界的创新优势。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世界产业体系的重构。这种重构是从重大科技的突破到新兴产业体系的构建，既需要有科学家在科学原理、技术理论等方面实现从0到1的突破，也需要有企业家将其转化为技术产品服务实现从1到10的创新。可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是在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来临时，在一批顶尖科研机构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推动下加速形成与发展的。当前，东京、硅谷、纽约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都集聚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高水平科研机构和创业企业，在这些创新主体的推动下，其创新领先优势正在不断扩大。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5篇

多元、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特别是国际化的开放式创新，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特征。硅谷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风险资本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等主体紧密互动，形成了开放式创新网络，信息、知识、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能在不同组织间自由流动。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了大量国际化创新人才，目前在硅谷企业工作的外国员工超过三成。正是得益于这种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硅谷才能保持经久不息的创新活力，促进着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源源不断的诞生。

伦敦一直奉行全球化的人才观，既不限制本国人才的流动，也不拒绝使用外国人才，并努力创造人才回流的宽松环境。伦敦政府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将人才引进权下放到各个著名的跨国公司、科研机构和高校等，授予他们自行签发工作许可证的权利。伦敦每年招收的国际学生超过20万人，来自全球200多个不同国家，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留学生城市。2013年，英国政府启动“天狼星计划”要求创业团队成员至少两人以上，且一半必须是非英国居民，借此吸引更多优秀的国际创业人才。此外，伦敦政府为优秀的国际科技创业人才提供免雇主担保签证。

打造国际化的科技创新中心也是东京的战略目标。东京市在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实行中，给予外来人才多方面照顾与支持，在外籍人才创业方面适当放宽限制，从而吸引了大量国际化人才。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6篇

作为地域面积狭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经济由以独立初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逐步过渡到具有高附加价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进而发展到目前的信息产业等知识密集型经济。2022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七、亚洲第二（仅居于第六名韩国之后）。

新加坡在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选择上有意识地主动融入全球网络。新加坡政府持续加大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规模，教育经费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多年位居第二，设立了丰厚奖学金鼓励优秀学生去国外留学。通过《环球校园计划》等政策，吸引MIT、芝加哥大学等名校在当地创办分校。2016年，新加坡制定实施第六个科技五年计划—《研究、创新与创业2020规划》（RIE2020），提出基础研究创新应能够确保新加坡处于科学最前沿，把基础研究、科研人才作为支撑国家发展的核心领域，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力推广数字化、智能化，提出了“智慧国”建设战略，确保新兴技术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足够份额。同时，新加坡发挥海洋国家区位优势，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加深了其与世界先进技术、先进产品与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反过来又促进了新加坡的科技创新能力。此外，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SG）主办的“新加坡科技创新周”是创新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2020年吸引了来自42个城市的万人参与。

与新加坡采用相似模式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特拉维夫有“硅溪”之称，也被称为“世界第二硅谷”。在这个面积只有52平方公里、人口仅40万的城市，集中了以色列绝大部分高技术企业，是除美国硅谷之外全球高科技企业群最为集中的地方。同时，特拉维夫也是世界上初创公司密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平方公里就有13家初创公司。以色列独特的建国历史与地理区位，高度凝聚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使其在坚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很容易融入西方科技创新体系，并从中获得收益。特拉维夫政府通过组织全球性城市旅游、考察和创业大赛等活动，以开放姿态吸引全球创业者，同时提供信息公开、办事高效、程序透明的营商环境，吸引苹果、谷歌等国际性大公司入驻。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7篇

科技创新需要科学技术人员的通力协作，甚至需要天才的灵光一现。将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新兴产业，更需要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以及投资人。科学研究与企业运营的精英都是稀缺性人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通过营造鼓励试错、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才能实现稀缺性人才的汇聚一堂与通力协作。从历史经验来看，英国伦敦领先世界的纺织工业不仅是因为哈格里夫斯发明并不断改进纺织机，也来自英国乃至欧洲钟表匠、数学仪器制造商等高级别机械师的相互合作。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同样离不开英国独有的大量娴熟工匠的帮助。英国能够吸引当时全欧洲的优秀人才，在于其鼓励商业的社会气氛以及稳定且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对商业活动表现出欧洲大陆国家所不具备的宽容，包括降低税率、放宽行业准入门槛等。另一个受益于包容性环境的例子是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心。一战后，美国因其开放性的民族政策与鼓励学术交流、崇尚科学进步的社会气氛，吸引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世界顶级科学家移居美国，推动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最先进的国家。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8篇

从全球范围来看，创新活动并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相对集中在那些知识密集型部门和创新要素集聚的区域。例如，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们正越来越密集地集中于少数几个地区，这些地区也逐渐成为引领全球创新浪潮的中心。根据国际上相关权威机构的评价标准和评选结果，本报告归纳了代表性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特征及类型。

（一）研究型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相对集中

创新要素的持续集聚是科技创新中心的首要特征。其中，研究型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大学和科研院所不仅仅是科学和知识的源泉，也是产业相关技术、设备及人力资本的源泉，更是区域乃至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关键制度性主体。自1980年以来，许多OECD国家都普遍重视从大学研究的公共投资中增加国家的经济回报，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学和研究院所周边的“衍生”企业，大力推动实验室经济和大学周围创新企业的区域集群发展。以美国为例，其最具代表性的两大高技术区域集群——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顿地区的128公路，均是由所在区域内的研究型大学及相关的“衍生”企业所激发的。例如，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旧金山分校等；其中，斯坦福大学就通过制定产业联盟计划促进科研人员、院系之间以及大学与外部企业之间合作，也积极鼓励科研人员校外创业以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同时，不少研究发现：多数国家的技术发明者所引用的大学专利或科技论文大都出自于本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可见，相对集中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极大地推动了一个地区的知识生产、技术商业化以及创新扩散。

（二）多数科技创新中心首先是经济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基础，也离不开完善的产业体系、适合本地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环境。从历史上看，多数科技创新中心都是从经济中心发展而来。从早期的英国伦敦地区到后来欧洲的大柏林地区、巴黎都市圈，再到美国加州湾区、纽约都市圈和日本东京都市圈，都无一例外地首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了辐射更大区域的创新中心。如，加州湾区的经济总量长期位列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内，其核心腹地——硅谷的2013年上市公司总市值已突破4万亿美元，人均GDP更是接近10万美元水平。

实现从经济中心向创新中心的转型，关键在于能否形成适于结构转型和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事实证明：简单地把科学园区、风险投资和科研机构组合在某个区域是难以复制出第二个“硅谷”的。硅谷的优势不仅表现为领先的技术和经济优势，还表现为一种能将大学与企业、科技与市场紧密结合，并哺育创新型企业持续成长、繁荣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例如，硅谷的发明家或创业者有了好的技术或创意，市场上便有大量分工精细、专业高效的各类第三方机构能够提供从资金筹集、申办执照到财务管理、法律咨询、公司上市及资本退出等一系列专业化服务，如同在有着“专业设备”的“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企业。因此，尽管近些年硅谷的地价、房产及租金价格、工资水平等指标都远高于国际上多数地区，但硅谷始终是全球范围内创新活力最强、创业氛围最浓的区域之一。“硅谷式”的创新生态系统，能形成让创新主体自由选择、自由竞争、开放合作的市场机制，从而激活各类创新要素，支撑经济中心走向创新中心。

（三）营造“宜居”“宜业”的环境吸引人才和资本

拥有“宜居”和“宜业”的高质量生活环境也是国际上多数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特征。所谓“宜居”，是指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一流的公共服务；所谓“宜业”，是指拥有宽容的创新创业环境和丰富多元的就业空间。欧美国家的一些著名大学周边地区和多数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近郊，正是得益于长久以来所营造的良好环境，使得大量高素质人才持续涌入和自由流动，也使得各类创业投资或产业资本能够获取长期的递增回报，最终造就了这些地区的创新中心地位。再以硅谷为例，拥有宜人的气候条件、一流的大学园区和浓厚创新创业氛围的硅谷，在其狭小的地理面积里集聚了50人以上的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上千位的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一百多万科技人员，近三百万的就业人口超过40%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而且超过30%是海外人口。不仅如此，硅谷因为其开放合作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成熟的创业投资机制，激发了每年超过1万家以上的新企业诞生，其背后则是集聚着美国近一半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每年近70亿美元（约占全美25%）规模的风险资本。同时，包括有限合伙制、可转换优先股、员工股票期权、众筹融资以及面向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场外交易市场（如早期的纳斯达克交易所）等制度更是保证了科技与资本的良性互动。此外，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社会文化观念，自由宽松的人才流动机制，也是其“宜居”“宜业”环境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在地理空间上多体现为一个大区域的概念

在创新全球化趋势加剧的今天，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已突破了某个科技园区或某座城市的地理界限，更多地体现为一个大区域的概念，具有科技先导性、产业带动性和经济辐射性。目前，尽管国际上尚无统一标准，但已评出的国际创新中心大都不是一个城市，通常表现为以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核，周边环绕一批开放度高、有产业配套和技术吸纳能力、创新要素和产出密集的城市，并且拥有广泛的经济辐射力。如：硅谷的周边有圣荷西、奥克兰和旧金山等城市群；美国东部的128公路周边有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大都市为支撑；东京都周边有琦玉、千叶、神奈川、茨城等多县构成的日本首都经济圈。

（五）国际上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类型多样化

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体制、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等不同，从发展定位来看，国际上科技创新中心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创新集群”类型。其特点是通过营造良好的创业生态，依托大学、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组成的创新集群，并集聚各种创新要素，成长为创新中心。如，美国硅谷地区、波士顿地区，英国的剑桥郡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等。这一类发展模式更多地出现在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并且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领域更具竞争优势。

二是“国际枢纽”类型，大多由综合经济实力较强的国际大都市转型而来。其特点是通过纵向一体化的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形成以外向型创新活动为主的国际化都市圈。如，纽约都市圈、大伦敦区及东京都市圈等，都是利用产业转移和面向全球市场，逐步转型为以知识生产、创意设计、科技金融服务等为突出优势的创新型城市群。

三是“制造网络”类型。其特点是依托区域制造产业网络，周边的教育和公共研发机构，协同形成了以制造网络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中心。如：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巴登一符腾堡州及萨克森州等，在德国和北欧国家颇具代表性。形成这类模式的地区往往拥有高度发达的中小企业网络为大企业提供支持，并依靠协作性、网络化、综合性的生产制造体系，在技术成熟或复杂产品制造领域更具优势。

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机制

（一）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科技革命紧密相关

世界性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转移主要发生在历次重大技术革命的机遇期。近现代以来，一些国家抓住了重大技术革命及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形成了科技创新中心，占据了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和科技创新领先地位。17世纪后期，英国伦敦地区在人类进入蒸汽动力时代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保持至今；18世纪后期，法国巴黎大力推动重工业发展，成长为全球创新中心；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前半叶，德国柏林和美国波士顿地区相继抓住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机遇成为新的科技创新中心；20世纪中后期，美国领衔了第三次技术革命，加州湾区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二）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机制既有市场自发，也有政府规划

一种是以市场机制驱动的“自组织”模式。这以著名的硅谷地区和波士顿128公路为代表。欧美多数国家在政策设计上都认同创新政策应倾向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崇市场演进的模式。政府重点资助基础研究，而让市场去决定创新方向和方式，鼓励私人企业开展创新。这类科技创新中心的所在国家更多地推行作用于创新外部环境的改善政策。另一种则是以政府主导的“规划建设”模式。这以日本的东京都地区为代表。日本政府通过五次“首都圈规划”将东京都市圈逐步打造成为以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相结合的、在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中心。不过，在实践中经过政府规划的一些创新区域尽管拥有不少高端创新要素，但如果缺少市场激励机制，往往难以形成全球性创新中心，其成长性和辐射力也非常有限。由此，比较而言，自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优于政府规划模式。

（三）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重要动力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动力。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地区在成为科技创新中心之前，除了具备完善的市场环境，还都相继开创了世界范围内有利于创新的专业化制度。如：在英国，工厂系统、学徒制、科学社团和专利制度先后出现；在法国，技术学院和专业工程师制度相继建立；在德国，通过创办专科学院和大学，开创了教学、科研相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还建立了企业内部实验室制度；在美国，大规模生产系统、国家实验室、公司化企业（即股份制和经理人制）、移民制度、风险投资以及大学技术转移等影响深远；在日本，精益生产体系、质量管理革命等也受到全球推崇。这些重大的制度创新奠定了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

（四）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看，国际上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及其转移取决于经济长周期内各种相关因素的综合作用。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叠加，加上创新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化，使世界科技创新版图中往往会出现多个科技创新中心并存的局面。换句话说，既有一些老牌的创新高地始终保持领先优势，也有不少新兴的创新前沿引领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背后的逻辑在于：重大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会促成新的增长极，激发新市场、新产业，从而推动经济在“新轨道”上转型增长；在区域层面上体现为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也会相应地从某个区域或国家转移到新的区域或国家。对此，本报告专门绘制了从18世纪中叶至今近三百年里，在技术革命、制度变革、经济波动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全球主要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转移的历史演进过程（见下图）。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应该拥有一批世界领先的知识和技术成果、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更应该拥有适宜于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成熟的资本市场与先进的制度安排，进而能够代表世界最先进生产力，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开放融合，引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中心不同于科学中心或技术研发中心，包含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重要的发展规律。通过总结国外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规律，对我国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有几点启示。

第一，我国迎来了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期，在进行总体布局时需明确新形势下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取向。

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孕育期和经济增长的复苏期“双重叠加”的背景下，世界科技创新版图的多极化恰好为后发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从工业革命开始，每个世界级大国的崛起，都会相应产生一个或若干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自己的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的“机会窗口”已经打开。

对此，我国应站在全局层面进行综合决策，既要依靠市场机制鼓励创新高地竞相进发，也要通过政府引导防止一哄而上造成盲目建设或资源浪费。具体而言，需要牢牢把握一些基本原则：坚持国家战略与市场导向相结合，坚持国际标准与区域特色相结合，坚持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坚持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引领相结合，坚持打造创新高地与协同区域创新相结合。

我国作为日渐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在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中，还应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战略思维和改革精神。无论是目标定位、制度安排还是政策设计，都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突破性。若延续过往的局部性、跟随性、模仿性战略思维，那么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很可能落入路径依赖的“追赶陷阱”。

第二，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要任务是营造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环境，协调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完善创新生态系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创新者总是选择最有利于创新活动发生的环境来实现最大化的经济收益。适宜于生活、科研、创业、投资的外部环境对于全球范围内的一流人才和长远资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各级政府要尽量摒弃过去依靠“大资金、大项目”的粗放思路，首要任务是营造和完善“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改变将创新要素简单组合的传统观念，基于国际标准加快完善创新生态系统。

当前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引导社会优势资源投入创新创业。对于地方政府及公共部门而言，要积极顺应当前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利形势，着重改善现有的创新要素获取与利用机制，降低创新创业的隐性门槛和各类制度_易成本，建立有序竞争、法治健全、保护产权的市场体系，培育开放合作、多元发展、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自组织模式一定程度优于政府规划模式，但并不意味着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政府作用不再重要，关键在于政府角色在干预与放任之间取得合理平衡。

第三，充分发掘本地优势、重视区域协同，从适宜我国国情的制度创新出发逐步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

由于世界上多数的经济中心城市区域最终都发展成为科技创新中心，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已具备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但同时要重视结合本地化特色进行谋篇布局。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其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均居于我国前列，各自在要素禀赋、科研条件、产业体系、社会文化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各地应根植于所处的不同经济腹地，扬长避短、利用区域协同创新，建设各具特色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与此同时，探索一套适宜我国国情的专业化创新制度也势在必行。国际上多数创新型经济体除了拥有完善的市场环境，还离不开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如专利制度、职业教育体系、风险投资机制、精益生产方式等。我们既要有选择地吸收代表国际上“最佳实践”的有益经验，更要探索性地推进体现“中国特色”的改革创新。为此，无论是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还是本土企业从低端市场起步的包容性创新以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反向创新”，都值得鼓励和大力推广。

参考文献(略)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9篇

日本政府于2012年颁布了《亚洲基地特别促进法》，该法案为跨国公司在东京等地区开展研发业务与总部业务提供各类配套的优惠政策。东京成为一大批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与创新研发中心的落户地，这进一步提高了东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东京经过多年转型和升级，逐渐从二战后的传统工业城市转型为现代化创新型城市，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工业（集群）+研发（基地）+政府（立法）”创新模式，使东京成为集制造业基地、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及人才高地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中心。在两个发展阶段，东京都得益于国家战略的倾向性资源投入及地方政府的合理建设规划。日本从国家到地方就东京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枢纽的发展目标达成共识，并为进一步优化东京投资环境、加快创新要素集聚、激发创新活力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20世纪80年代至今，东京依托日本国家整体转型战略，集聚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校与科研机构，积极融入国际创新链条，发展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10篇

纽约是美国人口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城市及美国第一大港口，其拥有一大批世界闻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斯隆 - 凯特森癌症研究中心等全球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纽约更为注重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发展，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及其成果的商业转化，让科技重新回归都市最核心、最具活力的区域。纽约市中心的硅巷（ SiliconAlley ）是超过 500 家全新初创企业的聚集地，聚集了如 Kickstarter 、 Tumblr 和谷歌卫星中心等明星科技企业。

作为美国乃至世界的老牌巨型城市，纽约崛起于电力与重工业的产业革命时期，先后发展成为美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码头城市，以及世界最大的金融、商业中心。随着因城市扩张带来诸如公共设施供应紧缺、贫民窟出现、犯罪率提高等问题，加之因产业迭代失去竞争优势，纽约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遇严重挫折。为实现城市复兴，纽约将未来发展目标定位为“全球创新之都”，开启了以科技创新带动城市发展的都市复兴之路。2009年，纽约市政府发布了《多元化城市：纽约经济多样化项目》，随后启动“东部硅谷”发展计划；2015年，纽约市政府发布了《一个新的纽约市：2014—2025》，再次明确了“全球创新之都”的城市发展定位。得益于纽约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世界顶级大学的集聚以及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纽约为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提供了从科研院所建设到创业空间服务，再到金融服务支持，营造了近乎全流程的支持环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功举措是2009年由时任纽约市长的布隆伯格倡导实施的“应用科学”计划。“应用科学”计划旨在吸引世界顶级理工院校来纽约建立大学和科技园区，增强纽约工科实力，为纽约培养大量应用人才。“应用科学”项目将重点放在解决各大公司的实际问题上，通过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使科研成果迅速商业化，从根本上弥补了纽约应用科学的不足，夯实了纽约科技基础，培育了创新力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的重塑。同时，纽约市推动“众创空间”计划，着力于搭建多样化创业服务平台，为纽约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开放式办公空间，降低创业成本。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11篇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增速放缓甚至近乎零增长，政府开始推动国家向科技驱动发展模式转型，通过向科技创新型国家转型克服产业结构固化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等问题的影响。2001年，日本曾在第2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50年内让日本的诺奖得主达到30人”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只有5名，截至2019年，其获奖人数已达21名。日本距离实现“30人”目标已然不远。这一目标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当归功于日本政府大力提高科研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将建设成为创新能力领先的国家作为重大国家发展目标，并力求这一目标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总结 第12篇

考察历史上不同时期学者对城市的定义可以发现，经济、思想与文化的集中始终被认为是城市的重要特征。美国《连线》杂志在界定城市、区域范围时，首次提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认为“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发展及扩大影响力、公众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获得风险投资以进入市场的可能性”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4 个特征。联合国提出类似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 技术成长中心 ” 概念。杜德斌将 “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 界定为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波及全球，成为引领世界科技－产业范式变革的源头城市。此外，国内学者还使用了内涵相似的一些概念，如 “ 全球性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区域创新中心”等。

分析这些概念可以发现，它们一般都强调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前沿的作用，并突出两者在空间上的聚集。相比之下，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强调其在国际上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在经济高度全球化、信息网络遍布全球的今天，具有国际影响力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条件。综合以上观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城市或地区，其拥有国际前沿科学研究能力的高水平科学家、大学、科研机构，具备将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并推动经济增长能力的优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