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安部《啄木鸟》杂志，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的“尘封档案”系列，讲述了建国初期的一些大案、要案，故事情节曲折精彩，同时，也给世人以警示。

一、密件失窃

1949年10月31日，华东特案组接到命令，立刻前往江湾机场，搭乘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特派的飞机前往福州，侦查一起刚刚发生的密件失窃案，要求以最快的速度破获该案，逮捕案犯，追回密件，并须查明被窃密件是否泄密……

就在一天前，从北京出发的便衣机要专员解锦书在完成向宁波、温州的驻军首长送交密件的任务之后，抵达此行的最后一站——福州市。下了火车，解锦书当即前往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部。根据工作纪律，解锦书必须把该密件当面送到上级指定的那位首长，即密件的唯一接收人手里，由该首长亲笔签收，方算圆满完成使命。

不巧的是，那位首长前往厦门视察军务去了。这样，解锦书就只好去后勤部下设的军人招待所登记入住，等首长返回后再完成使命了。对于经常东奔西走执行此类使命的机要专员来说，这种情况时不时会遇到。通常这时的心情会比较郁闷，因为随身带着密件，按规定不能外出;偶尔也有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让停止送交，限时携密件返回的情况。

所以，下榻后必须立刻向上级拍发电报告知自己的行踪，然后就只有在住处等着了。像这次这样能够入住军人招待所，对于解锦书来说，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与有时只能下榻在社会上的旅馆相比，只对内部开放的军人招待所相对安全，少了一份担惊受怕。

军人招待所的伙食很好，福州靠海，海鲜便宜，对于北方人来说，正好提供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当天傍晚，解锦书在招待所食堂饱餐了一顿海鲜，受纪律约束不能喝酒，只让服务员给泡了一壶武夷山大红袍。不料，不知是海鲜过敏呢，还是食物不新鲜，当天深夜，忽然腹痛如绞。招待所服务员当即报告领导，领导指示速把患者送往附近的野战医院诊治。

医生诊断系食物不干净导致的急性肠炎，当下服药打针，留院观察。在整个儿治疗过程中，机要专员一直把那个放密件的挎包紧紧抱于胸前，真正做到寸身不离。他入住的也是双人小病房，护士送来病员服时，他拒绝脱下身上的衣服，只同意把病员服套在便服外面。当晚，他就是把装密件的皮挎包裹在病员服内紧紧怀抱着休息的。

一宿无话，次日，即10月31日，解锦书觉得身体已无大碍，便在上午医生查病房时提出必须出院，因为他有公务在身，不容延误。医生给开了些消炎药、维生素，就放他出院了。正好招待所有汽车来野战医院送一名伤员，所长特地关照司机去看望一下。

当下，司机去病房一打听，得知正在办出院手续，便对解锦书说正好您可以搭我的车回招待所。机要专员坐车返回招待所的途中，经过鼓楼区下南街“金仁泰百货行”时，忽然想起出差时携带的手电筒昨晚已经换了新电池，需要补充备用电池，就请司机停车，自己下车步入店堂购买。

“金仁泰”是家老字号，专营日用百货。最近该店进行了装修，10月1日刚开张。“金仁泰”有个规矩，每月的最后一天，从上午十点开始到下午两点会举办一次不少于百样商品的低价销售，即如今所谓的促销活动。低到什么程度？也不讲打几折，而是直接以进货价出售。不难想象，这天的顾客肯定会比平时多，甚至会到人满为患的程度。

机要员这工作对“人多”、“热闹”都是忌讳的，当初刚入行接受职业训练时都会被告知，身上带着机要件执行各类等级的使命时，不管遇到什么千奇百怪的场面，一律不能停留，而且要离得越远越好。这位来自北京的机要专员也是严格按照规矩行事，一路过来，经过数家百货商店，都因为瞥见顾客较多而未敢去凑热闹。现在见“金仁泰”几乎是门可罗雀，便选定在这家买——他不是本地人，自是不知晓十点钟的促销活动。此时还差几分钟到十点，若是他再晚一点儿经过“金仁泰”，意外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解锦书进店堂后，店员也没说电池属于促销商品，稍待片刻即会降价，而是拿出几个品种让其挑选。因是公物，故付款后是要开发票的。而按照店规，在促销时段内销售的商品一律不出具发票，所以这天百货行的账房先生丁行海晚来了一会儿，此刻正和老板说话。于是，店员就请解锦书稍候片刻。谁想到，就在这短短几分钟里，密件失窃了！

在不了解情况的外地人解锦书看来，当时场面突兀，甚至有些诡异——之前“金仁泰”门前还一切正常，尽管有行人路过，但并不拥挤。十点钟一到，只听得“当”的一声锣响，忽地爆发出一阵欢快的呼叫，众多顾客从四面八方涌进店堂。解锦书正在店堂里侧角落的柜台那里等着取发票，被锣声惊动，转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还没回过神来，整个儿店堂已经被人占满。他刚从店员手里接过发票，就在猝不及防之际被人群裹挟着，如同水面上漂浮的小船一样，转眼间就随着人流到了店堂的另一侧。

解锦书虽然接受过专业训练，却没学过如何应对眼下这样的情况。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离开这里，所以就拼命往外面挤。而这时在场的上百人中，清一色是从外往里来，想往外挤的可能只有他一位。所以，尽管他一手捏着发票（事后想来，这可能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另一手挥舞着企图拨开挡住出路的顾客，却无济于事。好在这时旁边冒出三个汉子（料想是最先购物的顾客，因为他们手里已经拿着购买的商品了）也要往外挤，于是，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拧成一股力量，一番努力后，终于挤到了店门口。

在此过程中，解锦书的左眼不知被何人的手臂碰了一下，又酸又痛，泪如雨下，直到挤出店堂，才腾出手来掏出手帕擦拭。那张发票还牢牢地捏在手里，已经揉得皱皱巴巴了。他想把发票放入挎包，从身后把挎包拽过来，突然发觉手感不对，低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挎包已经被调换了！

解錦书的这个挎包是特制产品，长方形，牛皮材质，因是用来装密件的，制作得很考究，包盖与包体合拢处装着两把密码铜锁;丝绸衬里是特殊织物，掺有细细的金属丝用于防割，所有的接缝处都镶着防割防划防磨损的白铜边框。这样一个皮挎包背在身上难免过于醒目，所以制作者又在皮包外面覆上了一层深咖啡色的细帆布，两侧连着牛皮带子。这样，从外面看去，这就是一个帆布质地配牛皮背带的挎包，外观与当时市面上经常看见的男式挎包相同。不过，那层帆布是经过硬化处理的，牛皮背带中间还衬着用细钢丝编织的薄型扁带，以防被别人扯断。

这样一个质地非凡的挎包，一直稳稳地背在解锦书的肩上，怎么会给调换了呢？原来，案犯使用的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作案手段——

他准备了一个体积、重量跟解锦书这个挎包相差无几的寻常帆布挎包，把带子打了个结以缩短距离，免得作案时碍事;然后，利用人群拥挤的机会挨到解锦书身后，用两个金属票夹把准备好的挎包两侧的带子夹在解锦书的挎包背带上，一只手托住，防止因重量增加引起解的警觉;往下，再用利器把解的挎包两侧的背带分别割断，成功实施了窃包犯罪。而解锦书处在拥挤的人群中，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突出重围上，根本没察觉到身后有人把他的挎包调换了。

发现挎包被窃，解锦书大惊失色，不过，头脑还保持着清醒，立刻跑到店堂门口的停车处，向正在车里等着他的军人招待所的吉普车司机说明情况，让司机立刻开车前往市公安局报案;接着，解锦书唤住那三个和自己一路突围出来后正准备离开的汉子，亮出北京某机关证件，要求他们暂勿离开现场，随他待在百货行门口。解锦书以为，自己以及那三个汉子乃是最初从店堂里走出来的，到此刻为止，并无其他人离开，因此只要把商行大门看住，等公安局派人过来再行搜查，密件还不至于丢失。

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陆政闻报，情知此事非同小可，立刻亲率二十名警察前往现场，同时让人电话通知“金仁泰”所在地鼓楼区公安分局及管段派出所迅即出动。一干人马赶到时，有顾客已经买了东西要离开，被解锦书截住。有人不服，称有急事，不顾拦阻执意要走，解锦书哪有心思跟他们解释，当下亮出手枪将人逼回店堂。

陆局长听解锦书简报了情况，立刻下令把百货行团团围住，全部顾客以及百货行的所有员工统统待在原地，不得走动，等候检查;市局、分局和派出所警察分为两拨，分别执行搜身和搜查百货行的任务。

正在分派时，两辆满载全副武装解放军战士的军用卡车疾驰而来——原来，军人招待所的司机向市公安局报案后，又打电话向招待所领导报告了。招待所领导当即向上汇报，第十兵团司令部急令保卫部派员率警卫战士前往现场协助公安局警戒。如此，百货行外围又增加了一道封锁，连门前马路也暂时不准通行。所有经搜查确认与密件无涉的顾客一律暂不放行，让他们前往附近小学，留下姓名、住址等身份信息后，听候后命。

可是，一番折腾下来，所有人员逐一搜身、百货行店堂全部仔细搜查过，竟然没有发现失窃的皮包！

陆政当即下令向暂时滞留在附近小学的那些顾客调查：除了与机要专员解锦书一起“突围”的那三个汉子外，是否有人看见过另有他人离开店堂？

结果，至少有十人反映说，看见一个浓眉大眼、穿浅色外套、三十余岁的精悍瘦高个子穿过人群往外走，手里是否拿着东西众人都不曾留心，因为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他那手“突围”的本领吸引住了。这人不但劲儿大，而且浑身有棱有角，凡是蹭着的人，无不觉得被他撞着的部位有些酸痛——正由于有这样两个特点，他的突围比解锦书等人容易得多，所到之处一路绿灯。

那么，此人是否携带了那个被窃的挎包呢？反映上述情况的顾客都说没有印象，现场人头济济，又被那人蹭得很不舒服，谁还会去留意这一点呢？再说，即便留意也未必看得清楚，现场到处都是人，视线被挡住了。

因为事关密件，福州市公安局（同时也是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和解放军第十兵团都意识到这是一起大案，既要特别重视，又不能擅作主张靠得太近。于是，立刻逐级向上级报告。很快，北京方面就做出了反应，认定该案系一起“特别重大案件”，确定交由华东公安部负责侦查。华东公安部接到北京电令后，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华东特案组。

二、分析案情

10月31日晚，特案组一行七人飞抵福州，乘坐福州市公安局派来的汽车前往市局已经安排好的驻地。陆政局长和社会处及下设的社会科、行政处下设的治安科、刑事公安队（即刑侦队，当时归治安科领导）的负责人已经等候多时。

特案组组长焦允俊在抗战期间陆政担任苏中军区保卫部长时曾有一段时间受其领导，当即向老首长敬礼，又把郝真儒等特案组诸同志向陆政作了介绍。陆政说时间紧迫，也顾不上招待特案组同志吃晚饭了，就吃点儿干粮、喝杯清茶充饥解渴吧。

福州公安方面向特案组介绍了案情，前后大约也就花了个把小时，最后陆政对焦允俊、郝真儒说，根据华东社会部领导的指示，这个案件由特案组同志独立侦查，福州公安不参与，但须负起全力协助之责，市局已经给特案组配备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你们在侦查期间需要什么帮助，只管提出来，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总之不管需要什么都保证办到。最后他打个手势，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站到了焦允俊面前。陆政介绍：“这是老俞同志，由他负责联络工作，你们需要什么协助，找他就是。”

焦允俊跟老俞握手，马上提出了要求：一是即与机要专员解锦书、第十兵团军人招待所司机小裴、从百货行和解锦书一起“突围”出来的那三个男子以及目睹疑似嫌犯（即那个力气很大的瘦高个子）强行“突围”的那十名群众面谈，了解相关情况;二是立刻安排分局方面调查“金仁泰百货行”老板的政治面貌和经历，以及该商行的业务、员工等情况;三是要求市局治安科提供福州地面上的盗窃惯犯、江湖人物的名单和简况。

当天午夜时分，分头完成了与上述解锦书等十余人谈话的特案组侦查员聚集驻地，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自焦允俊开始，各人先通报了与谈话对象的面谈情况，归纳起来与之前福州公安方面向他们所作的案情介绍基本一致。

接下来就是进行案情分析，焦允俊说让我们先试着推断本案的性质，是属于敌特分子选择我机要专员作为下手对象所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窃密案件呢，还是属于盗窃案犯误打误撞制造的普通偷窃案？

华东特案组七名成员中，除了副组长兼党支书郝真儒，其余六位都是搞秘密情报出身，焦允俊、支富德更是其中的老手，所以，对于本案性质的评判都有发言权。支富德提议先从是不是敌特分子作案这个方面进行考虑，很简单，换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们中的某一位要谋取机要专员的这个挎包，通常会怎样策划？一番热议之后，众侦查员得出结论：如果是把机要专员作为特定下手对象来作案的话，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必须事先知晓机要专员的身份、使命以及抵达福州的时间;第二，必须获悉机要专员当天未能完成使命，以及下榻地点和入住军人招待所后的活动情况;第三，需要知道机要专员当天深夜入住野战医院的信息，因而根据病情对其出院时间进行预判;第四，根据预判情况进行伺机作案的安排布置;第五，从现场作案手法来看，具体下手的那个家伙即瘦高个子应该是一个具有武功的惯窃分子，很可能是江湖上这一行的成名高手，其作案之举系受人指使，指使之人就是负责执行该项使命的敌特分子了。

那么，对方是否具备这五个条件呢？大伙儿进行了具体分析。先分析第一个条件。首先，机要专员的身份、使命等信息，乃是一项极难获取的重要机密，机要专员执行使命的时间、地点，别说外人了，就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事先也是无法知晓的。此类使命通常都是突然下达，立刻执行，而机要专员的人选是随机指派的；而且经常有在已经指派后又突然改变人选的情况，这是出于保密工作需要而制定的措施。其次，机要专员的具体使命下达与选派其作为执行该项使命的人选决定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下达使命的领导并不知晓会指派谁去执行该使命，而指派执行人选的领导并不知道使命内容。至于此行前往何处、是跑一个地方还是几个地方、所送密件应交何人等等，那更是未知数。连机要专员本人也是在动身前一刻才收到一道密封的命令，拆开看过后牢记于心，即刻销毁。

按照规定，机要专员即使完成使命后也不能透露执行使命的内容。这次解锦书最初就未向福州警方透露自己来福州前还跑过宁波和温州，直到华东特案组一行抵达后，他根据北京的电话通知获准可以向侦查人员透露，这才跟焦允俊个别说了说。所以，第一个条件外人应该是无法具备的。

往下的第二、第三两个条件，案犯如果具备，那就须获得可能潜伏于军方内部的敌特分子的配合，这需要特案组跟军方沟通，请第十兵团保卫部派员协助侦查员调查。由于解锦书吃海鲜导致腹痛而不得不去野战医院这个情节具有关键意义，所以看来对于当晚招待所食堂供应的海鲜的烹饪情况也需要作一专门调查。

第四个条件，如果确有敌特分子在起作用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被察觉，因为解锦书的出院决定和由招待所司机小裴接返招待所的决定都是有当事人的明确陈述可查的。但是，侦查员认为其中的偶然因素很大，所以认为可能性不大。

至于第五个条件，没有独立考虑的必要。因为那是具体作案手法，敌特分子作案也好，寻常刑事案犯作案也好，都是由“瘦高个子”那么一个家伙下的手。

接着，侦查员又分析了本案的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是普通刑事案件？

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是存在的，而且不像前一种可能那样必须满足数项条件，只一条就够了——案犯知道这天“金仁泰百货行”照例要举行促销活动，人多必乱，打算趁乱作案，于是就事先潜伏于商行附近，待到活动开始，随同顾客涌入店堂，看见认为合适的对象就下手，而解锦书刚好成为了他的目标。

分析到这里，在场的侦查员形成了两种观点，焦允俊为首的支富德等四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沙懋麟、张宝贤二位则持前一种观点，理由是以瘦高个子显露出的那份作案手段，算得上是高手了，高手作案最讲究眼光毒，所盯的目标必须精准，贼不走空，出手必获重利。

解锦书虽然背着一个挎包，可以被寻常小蟊贼认为装的是一包钞票，但对于高手来说，那就不能想当然，要吃准后才能下手。而解锦书之前的行动并没有给对方提供可供认证的机会，所以，高手不可能草率下结论并贸然下手作案。如果瘦高个子是纯为谋取财物下手的普通刑事案犯，那他不会把解锦书作为目标。所以，他并不是冲财物而来，而是为窃取密件。

双方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时，郝真儒开口了，说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可以先往旁边放一放，这并不会影响侦查工作。因为即使大家持同一种观点，从这个案件的分量来说，我们也不敢贸然拍板立刻放弃另一种可能性，还是会安排专人进行调查，调查过后确实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方才可以放弃。所以，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性，待明天调查后再说。接下来，让我们把明天需要调查的内容列出来，大家看怎么样？

于是，特案组就对第二天要进行的调查进行了分工。

向第十兵团军人招待所和野战医院调查机要专员解锦书入住期间的相关事宜，这项工作需要得到军方的配合，焦允俊原想自己出马，但郝真儒说老焦你最适合跟地方社会方面打交道，与军方的联系还是由我出面吧。否则，让我去跟商人老板、江湖人士打交道，只怕因为不熟悉他们的路数弄巧成拙，闹个铩羽而归面子上过不去倒不算什么，耽误了破案进度这责任可就大了。

这个案子是北京派下来的，咱们可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啊！焦允俊说看来老郝同志还是属于知人善任的好领导，这话说得妥帖。不过，我想去跟军方打交道是存着一点儿私心的，没准人家客气，有烟茶酒肉招待，我这一放弃，便宜就让你给占了。这样吧，你看着办，有机会弄两包好烟回来，有福同享。

郝真儒立马拉下脸：“你这同志太不注意小节，不是我批评你……”

焦允俊马上做了个停止的手势：“打住！时间紧迫，咱拣要紧的说。刚才说的招待所和野战医院的活儿就归你老郝了，剩下的对百货行老板和伙计的调查，还有对福州这边江湖上有名头的盗窃惯犯的调查统统归我。人员分工嘛，全组七人除去你我，剩下的五位由你老郝挑选，选几位以及选谁概由你决定，剩下的就归我。”

尽管郝真儒对焦允俊的“不注意小节”有意见，但对他擅长把复杂的事儿分解成简单方式的处置本领很是欣赏，当下点头赞同，说人手紧张，我要一位同志就行——就孙慎言吧，反正十兵团保卫部肯定会派员配合调查的。焦允俊说那剩下的四位就归我了，百货行和盗窃惯犯这两路的调查得同时进行，我和支富德各负责一路。说着，伸了个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大家看还有什么要商量的吗？没有了？那就赶紧休息，明天开始干活儿！

三、嫌疑对象

军方对特案组的支持非常到位，11月1日上午郝真儒、孙慎言两人过去时，第十兵团保卫部指派的七名保卫干部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为首的田处长向郝真儒介绍了人员后，郝真儒把特案组需要调查的情况说了一番。事不宜遲，当下就同时进行双管齐下的调查。

郝真儒与三名保卫干部负责对招待所方面进行调查，招待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张股长领着几个干事听候指挥。对招待所方面的调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解锦书的真实身份招待所这边是否有人知晓;他抵达之前是否通知过所方;他的食宿是由谁安排的;这种安排跟其他入住招待所的外埠出差军人是否有什么不同;吃海鲜引起腹痛的详细过程及原因;除了海鲜，解在入住招待所后的那段时间另外还接触了什么饮食（包括香烟）;食堂炊事员以及司机小裴平时的表现情况，等等。

郝真儒生性谨慎细致，只要他负责的事情，不论巨细，都须亲自过问。现在摊上这样一起重要案件，自然更是小心翼翼，对需要了解的所有情况都是亲自接触，材料一一阅读，人员逐个面谈，现场直接察看，甚至还在解锦书那张床上躺了片刻。一番调查进行下来，结果如下——

关于解锦书的身份，军人招待所和野战医院方面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因为根据保密规定，机要专员通常都是来去匆匆，随身备有数件证明，有地方也有军方甚至警方的，视情出示。而像这次这样下榻于军方招待所，所方照例对所有入住者都是不登记的。

入住者概先由兵团保卫部专人查验军人证件，然后出具住宿单，入住人持单前来住宿，同时使用内部电话通知招待所予以证实，住宿单上不注明入住者来自哪里、所在部队和级别，只写姓名、性别以及应安排单人、双人还是三人四人房间，伙食供应灶别（分大、中、小三种灶）。

解锦书的住宿单上注明住单人房、吃中灶，这就是招待所方面对他的了解。这个安排在方式上跟所有入住军人招待所的军人旅客并无区别，都是按照兵团的章程执行的。解锦书入住后的饮食由招待所安排，与当时入住的中灶旅客一致，茶水、膳食供应由所方统一提供，食堂厨师集中烹饪，分盆盛装送上餐桌，菜肴品种每周六制订;由于他住的是单人房间，照例还送上了水果和香烟，但解锦书并未碰过——这是机要专员的工作纪律规定的。

当天晚餐有大虾、海蟹、带鱼三样海鲜以及蔬菜、豆制品和蛋汤。中灶是同一锅烧出的，一共供应十七人，由两名服务员送上桌。十七人进食后，有两人出现不适，另一位不适者系南京华东军区总部来福州出差的同志，他的症状没有解锦书那么严重，未送医院，吃了几粒药片就解决了。解锦书出现严重腹痛状况后，招待所卫生员经验不足，手足无措，幸好当夜住宿者中有一位出差军医，检查后说必须送医院处理，所长这才拍板派车送医院。

招待所的食堂炊事员、服务员和司机小裴都是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后从解放区入伍的军人，一个月前组建招待所时从部队选调来的，由于岗位特殊，所以经过政审，确认历史清白表现突出才批准的。这些同志都是山东、江苏人，在福建没有亲戚与其他社会关系。

另外，根据规定，招待所工作人员进出营房（即招待所）必须办理手续。经向门卫室核查，自当天下午四时许至午夜，并无人员出所;电话总机提供的通话号码也显示，该时段拨出的七个电话均是与驻军方面的内部通话。

如此，招待所这边没有发现与本案有关的线索。

另一侦查员孙慎言与军方保卫部的几位保卫干部一起去野战医院调查，那边的情况比招待所这边简单，涉及的人也少，无非就是解锦书入院治疗，住了半夜医院后，于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办理出院手续，由正巧来送患者后空车返回的司机小裴接回招待所，途中就发生了意外，导致密件失窃。

郝真儒、孙慎言两个会合后，议了议，认为军方这边应该没有问题。该案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偶然性，案犯之所以能够得手，是因为有了一个作案的平台——“金仁泰百货行”的促销活动。但是，光有平台还不行，还得有主角，主角解锦书是自己走上这个平台的，而且是路过这里时临时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做出，不是别人能够左右的。所以，此案应该不是预谋作案。

再说由焦允俊主持的另外两项调查——了解“金仁泰”东伙的历史情况、现实表现，以及福州地面上有名气的盗贼的情况。

先说调查“金仁泰”，根据分工，那是支富德负责的活儿，他和沙懋麟两个先去了派出所，听警员老穆介绍老板程运鹏以及七名店员的情况，都是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和打工者，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组织，也没有干过歹事儿;而且，这家老字号百货商店在经商方面也算是守规矩的，程老板在坊间口碑不错，都说他为人厚道。

支富德要求老穆说说那些店员的情况，听下来发现那个账房先生是三个月前新来的。账房先生姓丁，名行海，五十开外，是一个精瘦老者，一直坚持习练武术，据说他一年到头每天都是晨打拳晚打坐。支富德因此联想到案发时那个以近似武力的手段“突围”而出的瘦高男子，就要求老穆说得详细些。

老穆是留用警察，四十多岁，福州本地人，从民国北洋时期就在南街分驻所干治安警了，二十多年没挪动过。福州解放后，他是南街派出所资格最老的一位警员，因此对管段内的各类情况都很熟悉。他一介绍丁行海的情况，支富德、沙懋麟二位顿时来了兴趣——

这位丁先生不但会武术，年轻时还干过海盗营生，不过干的时间不算长，三四年而已，后来自己主动离开了那个江湖上唤作“镇海魔”的海盗帮，之后开了一家煤球厂谋生。经营到1942年春天，煤球厂失火，连房子一并焚毁，彻底破产。于是就外出四处漂泊，直到今年5月才回福州。不久，“金仁泰”装修后重新开张，需要一名称职的账房先生，丁行海经人介绍，到“金仁泰”做了账房。

按说，像“金仁泰”这样的老字号通常是不会接纳一个当过海盗的人为店员的，更别说还当账房先生哩。但程老板却接纳了丁行海，这是什么原因呢？老穆说，这位丁先生在江湖上颇有面子，尽管他自己不是任何帮会的成员，但各个帮会以及武术门派都买其面子，这可能跟他以前干过海盗，再加上擅长功夫有关。事实也确实如此，丁行海在百货行的整个儿装修工程、进货操持中出力最多，很快就被程老板视为知己。

支富德、沙懋麟商量下来，决定跟丁行海当面谈谈。昨晚，支富德、沙懋麟到“金仁泰”了解案发情况时，已经跟丁行海见过面，此刻，丁行海被老穆传唤到派出所，见到支富德二人，倒也并不感到奇怪，主动表示“还有什么情况需要了解的，请尽管问”。侦查员对他比较客气，一口一个“丁先生”，一个递烟，一个递茶。

话题是从昨天多名顾客反映的那个瘦高个子开始的，问丁行海是否留意到现场有这么一个男子。丁行海说没有留意过，不是不想留意，作为“金仁泰”的新账房，店铺重新开张后进行的第一次促销活动，他当然要多用些心思，了解顾客的需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生意竟会这样火爆，柜台都差点儿挤翻。侦查员向他请教，从目击者的反映来看，那个涉嫌作案的瘦高个子可能会武功，听说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朋友圈里是否有这样的角色？

丁行海很谦虚，说自己习武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哪里敢称“行家”？试想，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技艺灿若繁星，光常用的兵器就有十八般，老朽只会点儿南拳，什么兵器都不会，呵呵……侦查员觉得这个回答有点儿牵强，继续问他是否听说过当地武术圈内有瘦高个子这样的对象。丁行海想了想，缓缓摇头。

再问他跟“镇海魔”海盗帮的事儿，丁行海说他确实在海盗那里待过，但干的是账房先生，并非直接下手杀人越货的海盗。干账房也是出于无奈。当年他搭乘一条商船从福州去温州，途中商船被劫持到海岛上，搭乘旅客全部被海盗作为肉票扣留，向家属发出勒索信件，限期十日，过期不来赎票则装麻袋抛海。丁行海当时尚未成家，父母已亡，只有两个哥哥，却全是惜财如命的嫂子当家，赎票信函写了也是白写，只好等死。没想到，在期限届满的那天清晨，“镇海魔”的账房先生突然暴病身亡。海盗已经摸清各人的身份，知道丁行海会算账，就留其一命，让他当了帮伙的账房。丁行海在“镇海魔”一待四年，后因患肝病被送回福州，算是退出帮伙。

被海盗放回家后，国民党警察局曾抓他蹲了半月看守所，上述情况，他已经交代清楚，警察局的旧档案中应该有当时的讯问笔录以及让他亲笔书写的供词。今年8月福州解放，市军管会张贴布告，勒令凡是参加过伪党政军警特宪以及反动帮会组织的人员前往公安局登记，他在公安局的登记材料上也是如实填写的。

沙懋麟问：“听说丁先生跟福州地面上的江湖人士比较容易沟通？”

丁行海拱手作揖：“老朽佩服！你们昨天才到福州，今天已经对我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那么照顾我的面子，只说‘沟通，不说‘勾结。既然把话说到这分儿上了，如果我再不把事情说清楚，那就是我丁某不识时务了。”

于是，丁行海不仅回答了侦查员的问题，还把自己对该案的判断向支富德、沙懋麟和盘托出——

丁行海脱离“镇海魔”回到福州后，原本很严重的疾病经过调理加上心情舒畅，竟然渐渐痊愈了。“镇海魔”不知怎么知晓此情，派人来叫他回帮，继续当账房先生。丁行海当然不肯，但又不敢直接回绝，就采用拖延策略。这当然瞒不过“镇海魔”老大段耀祖。段老大念及丁行海为帮里效力四年，从无差错，有两次还受命冒死去与对手谈判，为帮伙脱离险境作出重大贡献，就动了恻隐之心，未按帮规对丁搞灭口之类的行动，而是修书一封，说既然你不肯回归那也就算了，只是我们弟兄缘分未尽，尚应继续来往。这样吧，你以后在福州做你的事，有什么困难给我捎信，帮里定会替你解决;帮里如果有事情需要你伸手相帮，希望你也万勿拒绝。

丁行海思忖再三，只有答应。自此，他就成了“镇海魔”匪帮在福州的一个对外联络窗口，举凡海盗绑了票需要跟主家联系、成员有了伤病需要购药或者进城治疗，都请丁行海帮忙。丁本人当然不宜直接出面，老大就又派了一男一女两个手下以夫妻身份在福州开了一家小饭馆，供丁行海差遣。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42年春段老大病逝“镇海魔”散伙为止。

由于“镇海魔”势力强大，手段了得，尽管时间长了，丁行海与海盗有联系的风声渐渐泄露，甚至连警察局也知道，但没有谁为此跟他过不去，相反倒是都愿意给他面子，遇到纠纷都会求到丁行海门上，而丁只要一出面，事情也总能解决。

后来尽管“镇海魔”散伙，丁行海与海盗方面彻底断了关系，但人们潜意识中总认为可能是藕断丝连，也可能眼下断了，但不久海盗还会请他出山，所以不但官商诸方仍旧给丁面子，就是福州地区乃至整个儿省的黑道都对他毕恭毕敬。当然，这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丁行海的所作所为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否则，这些人都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主儿，肯定会立马还以颜色。

这样，尽管丁行海不再具体参与海盗、黑道的事务，但他跟黑道朋友的私人关系还保持着，互相之间有时会见个面，喝喝酒，聊聊天，逢年过节人家还会派人送份礼物上门。就是这种交往，使丁行海在不经意间知悉了整个东南沿海诸地江湖黑道的许多人和事，甚至一些连警察局都不知道的道上人物的底细、所作的案子、作案的风格以及互相之间的恩恩怨怨，他都门儿清。

这次“金仁泰”店堂发生的案子，让丁行海感到非常吃惊。他隐隐觉得这起案件似乎是冲着他来的。在他的江湖生涯中，尽管时时处处小心翼翼，没有碰过刀枪，手上更没有沾过血，但不可否认的是，经他的手写出的成百上千的赎票信、借粮函（勒索信件）、警告令等，肯定给不少人造成过很大的伤害，因而结下仇恨。

按照江湖上“冤有头债有主”的规矩，这些账本应该是与段老大算的，但段老大已经作古，那就只有找其他帮伙成员了。这帮海盗散伙后早已各奔东西，无法寻找，对方为心理平衡，就想到了跟他姓丁的过不去一回——他的情况江湖上都知道，只要来福州一打听，就能找到他的下落。这样，就发生了“金仁泰”的这起扒窃案。

因为有了这份预感，昨晚丁行海几乎一宿没睡，脑子里像回放电影镜头似的对自己曾经经手的“海盗文书”一一复检，最后想到了一个可疑对象——神偷阿七！

四、神偷阿七

差不多同一时候，“神偷阿七”这个称谓也出现在特案组组长的讯问对象杜康汉的口供里。

昨晚，陆政局长与特案组一干侦查员分手后，立刻连夜落实特案组的要求，查摸并控制福州全市的惯窃犯。至清晨四时，全市十七名榜上有名的惯窃犯全部被带进了市公安局，尽管当场搜查其住宅并未有任何收获，但还是一律留置审查。

上午，焦允俊与侦查员张宝贤、谭弦三人跟福州市公安局联络员老俞会合后，前往市看守所。老俞事先已经给那边去过电话，所方得知一会儿华东特案组前来提讯，便知这个案子非同小可，所长、指导员候得焦允俊一行抵达，问明焦允俊三人是分三拨同时讯问一应惯犯的，立刻安排好提审室。

焦允俊唤住正要吩咐看守员去里面监房提人犯的张所长，说不是我信不过看守所的同志，实在是这个案子太重要了，只好麻烦张所长、侯指导员二位亲自提解人犯;另外，讯问时麻烦您二位并老俞同志辛苦一下，守候在提审室外面，不准任何人靠近。案情重大，我们必须这样做，不便之处请包涵，回头破了案子我请你们喝酒。

被市局控制的那十七名惯犯，年龄最大的七十五岁，最小的十九岁，其中有一个是四十来岁的女子。这十七人的姓名曾频频出现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日伪政权的警察局刑事案卷中，那个七十五岁的董姓惯犯甚至在清末的巡防衙门和巡警局主管福州治安时就已经在和捕快、侦探们打交道了。焦允俊根据经验认为，这十七个惯犯的口供，合并起来就可以了解福州市乃至周边地区的贼情了，对那个盗窃密件的案犯的基本轮廓，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受讯人自身的情况，公安局提供的简要材料上都有记载，为节约时间，焦允俊一概省略，直接问到“金仁泰”的那起案子，问对方是否听说，让对方说说这案子究竟是怎么作的，估计是何人或者哪个帮伙下的手。这起案子的作案手段堪称了得，按说这些惯犯不会没听说，可是他们之中十有八九都说“不知道”，只有那个七十五岁的老贼和三十九岁的杜康汉说他们听说过。

焦允俊问的第三个对象就是杜康汉。杜康汉说他听说过这种作案手法，焦允俊心里一松，马上翘起了大拇指，表扬杜康汉“老实”，还给了对方一支香烟。杜康汉接过来闻了闻，眯缝着眼睛瞥了瞥香烟上印着的品牌标记，说这位长官您抽这样的劣质香烟太掉身价了，要不叫看守员把我昨晚进来时搜走的那盒洋烟取来？焦允俊谢过杜的好意，说我使命在身，现在什么香烟都抽不出味儿来，你若是真想帮我的忙，那就把这种作案手法跟我说说，江湖上什么人最擅长用这种方式作案？我们的政策你也知道，立功受奖，如果你提供的情况对破案有用，不但立刻释放你，还可以奖你两条福州地面上最好的香烟。

杜康汉说，长官如果您放了我的话，哪怕是玉皇大帝抽的香烟给我两箱我都不稀罕，立马转手捐给野战医院的伤兵弟兄！兄弟不才，不过在道上也算是成名角色，江湖朋友送我一个绰号叫“无影镊子”，什么意思长官您一准儿清楚。在旧社会，咱没少做过劫富济贫的活儿，剩下的皮毛也够咱吃喝一辈子的了，哪里还会在乎两条香烟？

焦允俊寻思看来这主儿虚荣心很强，收集线索要紧，那就捧他几句吧。果然，捧得没几句，杜康汉就说出了一句话：“这个案子的作案手法看似简单，但真的干起来那是有相当难度的，其他不说，光是那割断用牛皮、钢丝合并缠就的挎包带子的‘快口（即刀片），那就不是寻常人能够打造得出的，至少在咱福州地面上没有这样的制作高手，在我看来，整个儿福建省也不见得有这样的能人。请教长官，您吃准那主儿肯定使用的是‘快口，而不是剪刀？”

这个，福州警方已经进行了技术鉴定，特案组侦查员自己也都仔细察看过，使用剪刀还是刀片留下的痕迹是比较容易分辨的，所以结论一致，肯定是用刀片割断的。而且，是用刀片轻而易举割断的，这就排除了用匕首作案的可能性。因为匕首再锋利，用于割断这种特制的挎包带也难以做到一挥而就。而如果采用类似“锯割”那样的手法，那就不但费时，还容易被对方感知。所以，焦允俊断言：“用的肯定是‘快口。”

杜康汉缓缓点头：“那我估摸这个案子多半是阿七下的手了。”

终于发现嫌疑对象了，焦允俊大喜：“阿七是谁？”

“我没见过，只是听说过。这位朋友是我们这一行的全能高手，举凡‘伸手无影、‘白日捞金、‘灯下黑、‘黑夜入室、‘狸猫换太子”等行窃技艺，无一不会，无一不精;据说还能飞檐走壁，高来高去。所以道上朋友都唤他‘神偷阿七。听说神偷阿七还是国术高手，曾经参加过擂台大赛呢。”

“照你这么说，金仁泰这案子属于‘狸猫换太子之技了？”

“是的。干我们这一行的能够玩狸猫换太子，那就已经算是得道了。”

焦允俊想想倒也是，能够把一件假东西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这种手段与真货掉包，那不仅仅是手法高明，还必须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甚至可以说心理素质比动手能力更重要。焦允俊笑问：“那你的名号是‘无影镊子，应该也算是得道了？”

杜康汉回答：“我擅长使用各种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镊子干活儿。在福州地面上，用这种手法干活儿的不超过十人，我算是头牌。但这种手法跟神偷阿七相比，那是芝麻和西瓜。所以，我想金仁泰那案子只怕就是神偷阿七干的。”

接下来，就扯到了阿七的具体情况。可是，杜康汉却是一问三不知，不但没见过阿七，而且在他所相识的道上朋友中，对于阿七其人的了解也全都是停留在“听说”上，听说的内容五花八门，光是年龄、籍贯就有七八种说法，更离谱的是，有一个版本还说阿七是个女人;至于真实姓名，更是谁也说不上来。焦允俊于是说到了那个被至少十名顾客目击的瘦高个子，杜康汉认为那不可能是神偷阿七，因为既然用到了一个“神”字，那就不会留下踪迹。那个瘦高个子不但让多人见其真容，还使人感觉到他可能身怀武功。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所以此人肯定不会是阿七。

张所长把杜康汉押回监房后，焦允俊立刻叫停张宝贤、谭弦的讯问，说了阿七这条线索，让他们在接下来的讯问中了解一下此人的情况。他自己则把之前已经讯问过的惯犯重新一一讯问一遍，不问别的，单打听阿七的信息。“神偷阿七”这个称谓果然响亮，一提都知道。遗憾的是，跟杜康汉一样，这种知道不过停留在“听说”上，听说的内容并未比杜康汉更多。张宝贤、谭弦两个在接下来的讯问中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就是说，所谓神偷阿七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么，传说中的神偷阿七究竟是否存在呢？对此，支富德跟丁行海的接触中倒是得到了一个确凿的说法：神偷阿七确有其人！

丁行海告诉支富德，1941年7月，他还在经营煤球厂，暗中为“镇海魔”做些牵针引线的事儿。一天，段老大派人来交代一桩活儿，说帮伙抢劫了一条船，绑了一注票，意外发现其中竟有一位少爷。这位少爷据说是在上海洋学堂读书的大学生，暑假回宁波老家闲着无事，就搭乘渔船出海体验渔民捕鱼生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渔家乐”。

不料，渔船遭遇海盗，少爷就给绑了票。海盗弄清楚少爷的身份后，认为奇货可居，决定狠狠勒索一笔赎金。段老大就派人向丁行海传话，让他速速修书一封，叫人直接从福州往宁波发电报。老大还委托丁行海以煤球厂为联络点，等宁波来人跟丁搭上线后，由丁通过“镇海魔”在福州的联络员跟段老大联系，届时会安排专人把宁波来人带去会见老大当面谈判。丁行海做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倒也并不担心，就按段老大的意思写了一封信，记得收信的是宁波“大茂海产品加工厂”老板孙少亭，想来就是那位被绑架少爷的老爸了。

电报发出后的第四天晚上，宁波方面指派的专人就来敲煤球厂的大门了。来人是“大茂煌银楼”的账房先生，姓宋，携来一份不菲的礼物，是送给这边的传话人丁行海的。同时还拿出一封未封口的信函交给丁行海，说请丁先生先过目。这封信是写给“镇海魔”段老大的，落款就是神偷阿七。

信写得很客气，无非是江湖上的那些套话，先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劫富济贫，义薄云天”之类的奉承了一番，然后言归正传，说被绑的孙少爷是一位无辜学生，正在上大学，乃社会栋梁，目前正当倭寇入侵大敌当前危机重重之际，希望兄台念及愚弟薄面，善待孙少爷。至于“商借粮款”（匪盗惯例是把赎票称为借粮，因运输不便，故折成钱款）之事，当予玉成，请遣员与来人面议即可，云云。

神偷阿七的名号，早在数年前丁行海在“镇海魔”时就曾听海盗念叨过，包括段老大在内都将其当作偶像。但谁也说不上神偷阿七的详细情况，这更增加了此人的神秘性，他甚至以为可能此人并不存在，不过是坊间虚构。现在看了这封信，不禁一惊：原来江湖上真有神偷阿七其人，此番这个案子显然已经惊动了他。

按照江湖规矩，这封信其实是要“镇海魔”立刻释放孙少爷，只不过为顾及海盗的脸面，假言让海盗跟来人面议赎金。这个规矩，丁行海是知晓的。可是，他对此信函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让那位宋先生在附近旅馆下榻等候消息。那么，他有没有赶紧行动呢？没有，他因煤球厂进原料急着跟上家谈生意（正值战争期间，煤炭属于紧俏物资），迟缓了两天半才把神偷阿七的这封信函送出去。

真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就是这短短两天半时间，发生了无法挽回的变故——被关押于福州附近一座小岛上的孙少爷在两天半期间的最后一个晚上，与两个一起被绑票的渔民密谋偷船脱逃。三人行动时被海盗方面的看守人员发现，双方发生了打斗。但孙少爷三人哪是海盗的对手，结果一死两伤，死的恰恰就是孙少爷！

肉票意外死亡，这桩交易自然谈不下去了。而这时丁行海还不知道，把神偷阿七的信函让人送出去了，段老大阅后非常遗憾。不过，他当时势力正盛，也不在乎得罪了神偷阿七，连个招呼也没打，下令把扣下的渔船装上盛了孙少爷尸体的棺材和那两个伤员，让另外三个渔民驾船返乡。段老大很给丁行海面子，自始至终没有责怪一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大约过了半年，段老大病死，接着丁行海的煤球厂失火烧毁破产，他就去了外地谋生，一直到今年5月方才回乡，随后在“金仁泰”谋得一份工作。如果不是发生了案子，他根本想不起这件旧事。昨天出事后，丁行海想来想去，寻思要么这是神偷阿七对自己的报复？

五、燕氏铁匠

当天午后，特案组侦查员顾不上休息，聚合汇总调查情况后分析案情，焦点一致集中在神偷阿七这条线索上。

侦查员认为丁行海所言之阿七确有其人，这人显然是个窃术高明的惯偷，至于“神偷”之说，那不过是一个绰号，就像民国年间北京和济南冒出的“燕子李三”李景华和“李燕子”李圣五一样，会些轻功是肯定的，但“身轻如燕”那就是夸张了。至于丁行海关于神偷阿七因孙少爷之死对其实施报复的推测，则不合江湖规矩。

江湖上讲究“一报还一报”，这个“一报”之还，是要分量对等的，即如果甲欠乙一条人命，通常乙报复时也取甲方一条人命;乙方抢劫甲方，甲方还你一桩盗劫案子。在孙少爷之死这件事上，“镇海魔”欠的人命债主是孙家，而不是阿七，欠阿七的是没给他面子立刻把人给放了。

所以，照江湖规矩来说，阿七如若要还“镇海魔”一报，那就是当“镇海魔”段老大有事出面向阿七求助时，阿七也不给老大面子，如此而已。再说，丁行海并非“镇海魔”之人，他充其量不过是这伙海盗的一个编外人员。

像阿七这样的主儿，既然江湖上名头很大，那就应该知晓规矩，即使要还一报给对方，债主也是段老大，可段老大已经死亡，所以这笔债也就断了。因此，即便真是阿七作的案，也不是冲丁行海来的。

那么，阿七是冲什么下手的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冲钱财而来，他知道10月31日是“金仁泰”新开张后的第一个促销活动日，可能是想来看看热闹，顺带领领市面，这个市面并非商品市场交易，而是福州解放后新政权统治下的治安情况如何，算是一种“业务考察”，用以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他的作案活动。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来百货行作案的，以其“神偷”之名号，冲某个参与抢购廉价商品的普通顾客下手，这种大掉身价的动作只怕打死他也不肯干的。

既然如此，机要专员的挎包怎么给“狸猫换太子”换掉了呢？那应该是有原因的。或许，阿七看见解锦书背着这么一个挎包，以为这个公家人是哪个政府机关的采购员，带着现钞来采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伸伸手吧，也算是给福州这边的同行报个信：俺阿七到此一游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阿七受敌特方面指使，专为窃取我方机密而来。尽管之前的案情分析已经对于这种观点有不同意见，诸如机要专员赴福州出差系重大机密，敌特分子不可能事先刺探到这类情报之类，但是，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阿七接受的使命并非针对类似机要专员这样的特定对象下手，而是受命伺机物色在福州地面上出现的所有可能身携机密的我方人员。

毕竟福州是东南沿海前线城市，又是处在金门战役失利之后的敏感阶段，这种时候敌特对我方的一举一动肯定都是极为注意的，不管哪一类的情报，能够窃到手就好。因此，阿七在发现我机要专员露面后就果断下手了。

特案组的两位领导焦允俊和郝真儒没有参与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向比较沉得住气的郝真儒见众侦查员欲在上述问题上辩个清楚，不禁皱眉。这么重大的案子，时间紧迫，哪里能容这么耗费时间啊！可是，他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于是就在纸上打了一个问号，推给旁边的焦允俊看。

焦允俊也正有同感，当下便打了个篮球场上“暂停”的手势，说诸位恕我打断，现在虽是分析案情，但不是深入探讨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坐着，喝茶抽烟说着话，北京、上海的一干领导可都在伸长脖子等着破案的消息呢！这个案子太重大了，实在耽搁不起，咱们就先不探讨了，把活儿干完了休整时再聊。

现在咱们要说的就是围绕一点——应该怎样开展下面的工作，无非就是查案犯和找赃物。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的，失主发现挎包被窃后，立刻封锁了现场，而据至少十位顾客提供的情况来看，只有那个瘦高个子在失主发现失窃之前匆匆“突围”离开了现场，所以这个瘦高个子就是嫌疑人。从作案手法来看，跟今天获悉的那个神偷阿七的技艺特征相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盯着那个瘦高个子的下落进行调查。大家对此有异议没有？

一干侦查员听着都点头。他们在昨晚抵达福州伊始就已经听了当地警方对该案的情况介绍，本来关于案犯对赃物的处理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即案犯作案后是否会把挎包通过百货行的某个店员转移到店内去了。可当时解锦书已经亮枪控制了现场，而不久之后赶到现场的公安人员不但逐个搜查了顾客，还搜查了包括百货行老板在内的全部店员以及柜台内属于店员活动的区域，并未发现赃物。查问店员，他们互相可以证实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人离开过现场。

稍后增援的警员赶到，又对整个儿百货行内部的库房、宿舍、厨房、堆放杂物的偏屋甚至水井、荷花缸等所有可以藏匿赃物的地方进行了搜查，并未发现挎包。因此，挎包的去向只有一个——已经被人带离了现场。在此期间离开现场的只有那个瘦高个子，所以，那厮是神偷阿七也好，是其他技艺高超的某个道上高手也好，反正盯着他追查肯定没错。

不过，要追查这个目标难度特别大，因为目前对此人的情况除了身高、年龄、大致相貌（没有人看得很清楚）有所了解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大家在讨论具体如何进行调查时，有人提出与此同时有必要着手核查那个神偷阿七的信息。

焦允俊点头赞同：“言之有理！”转脸问郝真儒，“老郝，你看该如何查摸这个阿七的信息？不瞒大伙儿说，俺老焦对这个目标也很感兴趣，即使他不涉本案，我也想见见他，跟他聊聊。”

郝真儒出了一个主意，立刻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向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四省公安厅，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行署的公安处以及上海市、南京市公安局（当时南京归中央直接管辖）发急电布置查摸与神偷阿七相关的信息，要求六小时内完成，这边立等回音。郝真儒一边说，一边已经起草了一份电稿，请特案组长审核，焦允俊在“立等回音”四字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会议结束，众人立刻着手调查那个瘦高个子的情况。

众侦查员认为，既然福州地面上十七名一流盗窃高手都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瘦高个子，那可以断定这是一个从外地流窜来福州的主儿。这厮不是本地人，那就有一个在福州逗留期间的落脚问题，他下榻何处呢？总不见得10月31日当天上午抵达本市，就立即下手作案。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跟他所显露出的那手高超的行窃手段不相符。

高手作案都是从容镇定，先要观察当地情况，了解福州地面上黑白两道的规矩，否则，强龙难敌地头蛇，他本领再大也没用。而从具体操作程序来说，还有一个赃物得手后的检视过程，就是要把所窃的那个挎包打开，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值钱物件，是否有不适宜保存或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东西必须立刻处理掉的，这就需要一个可靠的地方。

对于寻常扒手来说，这并不犯难，实在没有地方，就钻到茅厕去进行这个程序。但是，像瘦高个子这样的高手，如果这样做就有失身份，一旦在江湖傳开，那就会贻笑大方。因此，特案组决定把追查瘦高个子在福州的落脚点作为突破口。具体做法是，先集中调查全市五个区的旅馆、寺庙、道观，如果没有发现痕迹，那就扩大到与市区接壤的周边郊区乃至邻近县市。

焦允俊请市公安局指派给特案组的联络员老俞立刻与市局联系，要求迅即调派警员协助特案组执行这项调查行动。他与郝真儒商量后，决定郝真儒留守特案组驻地负责协调全盘工作，其余六名侦查员，抽调两名负责指挥支援警力对全市五个区的旅馆进行旅客登记入住资料的查摸，焦允俊、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一分为二，各率警员对全市的寺庙、道观进行调查，了解近日是否有人落脚。

老俞把电话打到陆政局长那里一汇报，陆局长当即命令，全市五个公安分局以及下辖的二十一个派出所根据特案组的要求足额配备警员投入查摸工作，手头的其余工作一律让路，人员不够，则抽调内勤警员出动。

焦允俊没有想到，特案组此次执行使命的第一回全体出动，就撞上了好运，他和张宝贤在去台江区南门兜的道教名观照天君宫访查时，与要访查的那个瘦高个子撞个正着！

当时，瘦高个子正在后院的空地上跟两个道人聊天。焦允俊、张宝贤对能够一下子就与这厮劈面相遇没有思想准备，最初把三人瞄在眼里时并未迅速作出反应，都把目光移向别处。不料，瘦高个子说得兴起，随手掏出香烟，却发现火柴盒已经空了，见佯扮游客的焦允俊、张宝贤两人正好走来，便迎上前来意欲借火。侦查员出于那份职业习惯，当然将其尊容尽扫眼帘。这一扫，焦允俊便是一个激灵，在把火柴盒递给对方时迅即对张宝贤使了个眼色。张宝贤也已注意到此人似乎符合嫌疑人的特征，便眨了下眼睛作为回应。

这时，另外几个便衣警员也跟了上来。焦允俊朝点燃了香烟转过身准备继续和两个道人聊天的瘦高个子动了动下巴，便衣立刻上前，把那三人围住，亮明身份进行盘查。果然，瘦高个子说他是10月30日从长乐来福州的，下榻于照天君宫客房。几个警员按照平时的办案路数，往下也不问什么了，也不请示焦允俊，立刻出手将其控制起来，铐上了手铐，喝令对方蹲于一棵大树下。焦允俊、张宝贤过去问了问，瘦高个子承认昨天上午曾去过“金仁泰百货行”。这就够了，看来没有铐错对象。

这么大的案子，焦允俊也顾不上考虑往下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了，立刻下令控制道观大门，不准任何人员出入，同时派警员去附近找电话，致电特案组驻地向郝真儒通报情况，让老俞立刻与市局联系，调派五十名警员过来。

郝真儒与增援警员匆匆赶到后，焦允俊让老郝主持搜查，他和张宝贤则在道观内选了处空屋对被控制的瘦高个子就地进行突审。哪知，问下来却发现，这只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肥皂泡泡——

瘦高个子名叫燕飞矶，是长乐一家铁工铺子的店主，祖传数代铁匠。他从十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打铁，二十多年下来练得一身好筋骨，臂力过人。虽从未习练过武术，但力大加上筋骨结实动作灵活，据说曾跟会武术的人交过手，以一敌三竟还占了上风。那么，燕飞矶跑到福州来干吗呢？

原来，他原本平稳的人生小船在三年前出了问题。先是1946年8月，其十三岁的独生子游泳时溺亡。又过了一年，其妻悲伤过度，患上了精神病，去年冬天投水身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此破碎，原本嗜酒的燕飞矶自此就没了生活信念，经常因喝酒误了活儿，有时还会打骂店里的伙计、学徒。最后，四个伙计、徒工全部被迫离去，另投门户。燕飞矶没法儿继续在长乐生活下去，遂把铁工铺子连同自己的住房变卖，跑到福州，要投奔照天君宫做一名道士。

燕飞矶此举倒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些根据的。长乐燕氏铁工旧时在福建有点儿名气，因为燕家祖籍北地，燕飞矶的祖上曾干过宫廷内的活儿，其技艺之精可以想象。燕飞矶从少年时学打铁开始，就曾随受邀前往福州照天君宫的祖父、父亲去道观制作过铁器;长大成人后也曾单独前往干过活儿。

大前年正月，他还带了伙计、徒工各一去照天君宫打制了道观内的全部易损铁器。因为活儿干得好，被正好前往道观的福州警察局一个头目看见，次日即派人来道观向燕飞矶发出邀请，让他们三个为警察局打造两百把匕首、三百副镣铐，遭到燕飞矶的拒绝，理由是燕家有规矩，每到一地只给一户东家干活，不能给另一户东家干哪怕只是打一把菜刀那样的零星活儿;多年来，燕氏铁工在福州只向照天君宫提供服务。

当时在场的监院担心警察局会对他报复，燕飞矶说他不怕，大不了以后不做铁匠，投奔照天君宫做一名道士。于是监院对燕飞矶说：“照天君宫随时欢迎燕师傅！”

有监院这句话托底，燕飞矶遭遇家庭变故后反复思量，最终决定投奔照天君宫。他是10月30日抵达福州的，监院正好去泉州办事了，接纳燕飞矶入观为道人之事必须由监院拍板方可，知客就安排燕飞矶暂时住下。

燕家在福州有一位世交凌某，也是铁匠，以往燕飞矶来福州，总会抽空去拜访一下。这次原想是来投奔道观的，从此也就不应跟外人来往了。但事不凑巧，监院不在，一时还当不了道士，寻思闲着也是闲着，就想还是去一趟吧。因为生怕监院回来错过了第一时间显得心不诚，他决定上午早些出门。不料离开道观时，正赶上知客派遣一个道士往一位与道观素有往来的绅士家送些道观自种的蔬菜、水果以及自榨的麻油，东西比较多，一副担子挑着有些吃力，燕飞矶就相帮挑了一担。这样一来，就耽搁了一些时间。

送完东西，燕飞矶和那道士分手，便去凌铁匠那边。路过“金仁泰百货行”时，燕飞矶见旁边巷口、街边以及附近其他店铺内站了不少市民，一个个脸上露着兴奋的神情，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就驻步向路过的一个老婆婆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方知原来“金仁泰”今天要举行促销活动，人们正等着老板敲锣发出开始信号。

正说到这里，所谓的吉时已到，一声锣响，人们纷纷往百货行里奔。燕飞矶忽然想起自己去拜访凌铁匠，原该是要买一份礼物的，既然这边搞促销活动，何不就挑选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作为礼品？其实这时他已经被人群裹挟着往店堂方向去了，当下也就顺水推舟随同入内。

那么，进去后怎么又出来了呢？据百货行的伙计说，出事前并没有瘦高个子那样的顾客买过什么东西。

燕飞矶还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心平气和地告诉焦允俊、张宝贤：“我没有买东西就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据燕飞矶说，他还没挤到柜台边时，纯属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衣袋，忽然发现自己的钱包没有了！他顿时一个激灵，脑子里飞快地转了转，回想起昨晚在照天君宫客房里睡下时，是把钱包放在枕头底下的。这个动作对于他来说，比较生疏，今天早晨起来竟忘记取了。他担心钱包会被打扫客房的小道士顺手拿走，于是马上离开百货行，急匆匆赶回道观——这就是燕飞矶“突围”而出的原因。

燕飞矶在作上述陈述时，张宝贤埋头记录，焦允俊则眼珠地紧盯着对方，特别留意他的神色，一边听一边迅速作着分析判断。待到燕飞矶说完，焦允俊心里一沉，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十有八九说的是实话。当然，侦查案子不排斥直觉，但直觉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定案需要事实。焦允俊到门外唤来老俞指派的三个便衣，吩咐他们把燕飞矶带到另一间屋子里临时关押，把知客和那个奉命去给富户送东西的道士唤来，向那二位当面了解情况。

道观的一干道人和游客等悉数被集中一处暂时限制行动。难免有人觉得岂有此理，口出怨言，知客正在劝说。那个送东西的道士先过来了，证实了燕飞矶的说法。接着，知客也来了，问下来，所述内容也与燕飞矶说的相同。

没多久，郝真儒指挥那五十名警员对整座道观的搜查结束了，没有发现失窃的挎包，也没有搜出违禁物品。三个侦查员一碰头，相视苦笑。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焦允俊说撤吧，不过得把燕飞矶一并带走。这个案子太大了，每个涉嫌人员都得经过几道审查关才能放人，还得请在“金仁泰”跟这个燕飞矶打过照面的那十名群众辨认，看他跟那个瘦高个子是不是同一人;另外，还得连夜派员去长乐县核查燕飞矶的一应情况。郝真儒点头赞同，说这事就得这样过细处置。

由于时间紧迫，特案组一干侦查员也顾不上休息，匆匆吃过晚饭后立刻分头行动。两名侦查员驱车夜赴长乐核查燕飞矶的情况，其余人则立刻着手汇总分析华东各地公安机关收到特案组协查神偷阿七的通知后反馈回来的情况。

赴长乐的侦查员抵达目的地后，即与县公安局联系协查，当晚查实了燕飞矶所言属实，而且燕历史清白，向无劣迹，不可能涉案。次日，燕飞矶即被释放，仍去了照天君宫。这时监院已经返回，却因燕飞矶给道观惹上了这样一桩麻烦而不肯接纳。不过监院念及以往交情，介绍燕飞矶去了本省的另一座道观。

六、兵分两路

却说焦允俊和其余四名侦查员连夜汇总分析华东各省、行署公安机关反馈来的关于神偷阿七的信息，发现福建、浙江二省，苏南行署以及南京、上海两个归中央直管的特别市都曾有过关于神偷阿七作案的传说。之所以说是“传说”，因为各地公安机关接到特案组的协查电报后，由于时间紧迫（要求六小时内反馈），采取的调查方式跟特案组在福州市的查摸相同，都是直接找当地旧社会黑道上的名盗惯犯了解情况。这些对象，半数以上都在看守所或者监狱待着，剩下的要么是老弱病废，要么四处躲藏，不容易找到踪迹。

好在这两部分对象都是当地道上名流，早在解放前夕，各地中共地下党人在收集编制本地社情时，都已经把各人情况调查清楚，交给组织的材料中，其姓名、诨号、作案手法、家庭情况、住址、社会关系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材料都受到了新政权的军管会公安部和社会部的重视，各地都将该材料列入紧急编制的内部社情手册中，供相关部门在接管前后使用。调查这些人的时候，只要翻阅社情手册，就可以直接或者辗转查到这些对象的下落，派员分头进行讯问，将外调情况报知特案组。不过，由于都是口述内容，所以只能称为“传说”。

特案组侦查员对上述传说进行了分析梳理，发现这些地方中有关于神偷阿七直接作案内容的是福建、浙江两省和南京市，苏南行署和上海市只有道上对神偷阿七在外地作案如何了得的传闻，没有在本地作案的说法。而在福建的作案情况，福州市没有发生过（这个情况之前特案组在向十七名惯犯调查时已掌握），仅在厦门有过一起作案的传闻。

神偷阿七在浙江省会杭州市曾作过一起被道上同行津津乐道视为“经典名案”的案件，在南京也有一起案件传闻，南京市公安局的电报中说有留用刑警回忆曾有同事承办过该起案件，可能遗有卷宗，已经安排连夜查找。上述数起案件中，有两起的作案手法与福州这边10月31日发生的密件失窃案情形如出一辙，也是用“快口”割断背带后掉包。这两起案件，一起发生在杭州，另一起发生在南京，两案相隔时间仅一周，分别为1935年9月8日与15日。

特案组据此认为“金仁泰”账房丁行海怀疑10月31日的案件系神偷阿七所作的说法确有根据。当然，这也存在着一个使人想不通的难题：神偷阿七下手窃得那个挎包后，人也好，赃物也好，到底是怎样离开现场的？

从常理来说，只有两种方式逃离现场——内遁和外逃。内遁就是作案后进入只有店员才能进入的柜台里面的区域，然后进入百货行内部，由于没有后门，只能通过攀墙越脊的方式逃离。另一种方式就是像燕飞矶那样“突围”而出。可是，不管是内遁还是外逃，都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内遁，作案得手后须攀越柜台方可进入内部，但店堂里的众多顾客和柜台之内的店員都没有看见这一幕;外逃，那则必须像燕飞矶和机要专员离开店堂那样强行突围，那动静还能不惊动其他顾客？

焦允俊不禁自言自语：“这就奇怪了，莫非这个神偷阿七身怀绝技，可以隐身而去？或者像茅山道士那样会穿墙术，穿墙遁去了？”

郝真儒马上阻止这种胡言乱语：“焦允俊同志请注意，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能宣扬这种无稽之谈！”

焦允俊说：“那么，老郝同志认为神偷阿七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请大家一起分析。”

于是继续分析，当然还是离不开焦允俊的那种排除法，把想得到的每一种可能——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逐一列出，予以排除，最后大家的思维停留在一种似乎勉强可以接受的可能上：神偷阿七有同伙，而且还不止一个，作案得手后不是人突围，而是把赃物悄悄往外传递，几个人转手，转到门口那个人的手里后迅即携赃而遁。而这时，失窃的机要专员还没有发现遭窃，其他顾客也没有被惊动。

郝真儒做着记录，点头道：“看来，就是这种手法了。”

焦允俊沉思片刻后开了腔：“总觉得似乎有些牵强，一个在十四五年前就已成名的高手，作案还要带几个下手相帮，他的神体现在哪里呢……算了，不在这上面纠缠了，还是商量商量怎么找这位高手吧。”

一番讨论，于午夜过后定下了下一步的方案：特案组分两拨，由焦允俊、郝真儒各带一拨，分头前往杭州、南京这两个曾经发生过类似案件的城市，查摸神偷阿七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找到他的下落。

焦允俊说：“老郝，咱俩谁去杭州谁去南京？公平起见，是不是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卢俊义分领兵马攻打东平府东昌府那样抓阄？”

郝真儒皱皱眉头：“比喻不当。你先选吧。”

“嗬嗬，发扬风格，还是你先选。”

郝真儒想了想，选了南京。郝真儒带三人——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焦允俊带两人——支富德和谭弦。支富德、谭弦去长乐调查了，估计得下半夜才回来，焦允俊让郝真儒四人先出发，他们三个会合后再走。郝真儒打算请老俞通过市军管会联系飞机，焦允俊说还是我们自己直接向上级报告，请上级跟空军联系吧，这样可以快一点儿。

联系的结果，两拨人还是一起走，军用飞机先把焦允俊三人送到杭州，再把郝真儒四人送往南京。

焦允俊、支富德、谭弦三人抵达杭州时，浙江省公安厅派来的一辆中吉普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了。浙江这边跟福州市公安局一样，也指派了一个联络员，这辆中吉普就是特案侦查员的座驾了，临时驻地安排在武林门的一处有警卫日夜站岗的花园洋房，不知是属于哪个机关的。三人入住后，谭弦说这会儿老郝他们也该到南京了吧，我们得赶快投入工作。不过，我想他们可能会先发现阿七的线索。

焦允俊问：“为什么？”

“因为神偷阿七在南京作案后，国民党刑警曾经进行过侦查，肯定会留下卷宗材料。老郝他们只要从旧卷宗中寻找线索，几乎是现成的活儿啊！”

焦允俊冷笑：“嘿嘿，想得倒美！”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按照当时的情况，像神偷阿七这样的案犯，作下了这等富有传奇色彩的刑事案件，新闻媒体肯定跟进。如果旧刑警的调查果真有所收获，那报纸肯定有报道，而且还不止一家报纸报道。如果真有报道，南京市公安局反馈的协查结果不会不提及。可是，电文中只说到了旧刑警侦查，没有说到旧报纸报道，那就说明报纸没有报道。没有报道的原因，我想应该是国民党刑警对神偷阿七的侦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焦允俊的判断是否准确呢？且看郝真儒等四位侦查员抵达南京后的工作情况——

郝真儒一行抵达南京明古宫机场后，跟焦允俊三人在杭州的情况相同，也即被已经等候在机场的南京市公安局的汽车接走。南京市局对协助特案组的这次调查非常重视，光联络员就派了两名，陪同郝真儒等直接前往市局刑侦处。

刑侦处这边的消息乍听着使人乐观不起来：1935年发生的那起神偷阿七所作的盗案的卷宗已经毁于两年后侵华日军攻占南京的那场灾难中，当时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组建的五人专案组的成员均已离开警界，昨天接到特案组的协查电后，刑侦处已经安排专人寻访那五名旧刑警的下落。

正说着，寻访消息报上来了：五名刑警中有二人在南京陷落时离开南京，至今下落不明;一名已在1942年病死;一名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分局刑侦队长，据说另有“保密局”特务的身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现在台北市警察局任职。还有一个名叫郭煌的小老头儿，1936年办案时涉嫌营私舞弊，被警察厅开除后在夫子庙开了一家杂货铺，现仍在经营。

郭煌随即被接到侦查员的临时驻地，被待为上宾，烟茶之外，还有糕点水果。郭煌时年五十挂零，侦查员算算，他在1936年被警察厅开除时也已经三十四五岁了，如果是十八岁当刑警的话，那当时也算得上老刑警了。但了解下来，郭煌却只当了三年多刑警。在他三十岁那年，他离开原打工的“大福米行”后，盘算着另找一个饭碗。正好报纸上刊登首都警察厅招收新警察的广告，于是就去面试。人家见之嫌其年龄稍大，个头也小，郭煌便撸起衣袖，露出两条布满腱子肉的胳膊，说自己在米行干了十四年，个头儿不算高大，但有力气。面试官中的一个姓陈的格斗教官便起身试其力量，果然言之不谬，就把他收下了。

在警察训练所接受了半年训练，郭煌被分配到首都警察厅，见习期满后，成了一名正式刑警。当然，独立破案是不可能的，只能给那些跟他年龄差不多甚至还小些的老刑警打下手，是否学得到破案本领、学多学少，那就看他是否努力了。郭煌还算肯下功夫，再说因为力气大，每次捉拿案犯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因而赢得了老刑警的好感，人家也乐意点拨他。一段时间下来，他的进步还是蛮大的，这也是他在1935年9月间发生那起惊动南京市长的盗窃案后被抽调到专案组的一个原因。

那起案子发生在1935年9月16日。这天傍晚，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的少妇乘坐一辆豪车来到国府路中央饭店出席私宴。这天正好同时有三场婚礼在这家著名的高级饭店举行，宾客盈门，摩肩接踵。少妇下车后，东道主——上海裕德公司董事长太太田静贞指派在饭店门口迎宾的管家立刻迎上前去，引领着往里走。田太太订的包房在二楼，从饭店大门口到电梯口这段不过三十多米的距离内竟然就有窃贼尾随该少妇身后，边走边下手，得手之后携赃物全身而退。待到少妇至电梯前驻步时，发现别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自己，扭头一看，原来挂于左肩的坤包已经换成了一个布兜，布兜的两个耳襻连接在被割断的皮带上。

中央饭店的保镖（即如今的保安）立刻相帮寻找案犯，然后报警。保镖领班打过电话后连连摇头，说这手作案本领，一看就是手段高强的老贼，这种家伙早把进退路线以及应急措施都看好想透，一旦下手，肯定能够全身而退的，否则，他以后还凭什么在江湖上混？南京市的最高警察机构首都警察厅接到报警，立刻指派刑侦大队及分局刑侦队共出动二十名刑警，抵达现场后一看苦主那个坤包背带的茬口，一干刑警头就大了，意识到他们遇上了高手。

接下来的消息使刑警更头痛了——苦主是南京盛烨公司老板之妻印玉霞。资本家妻子倒还不算什么，要紧的是印氏的表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常务副部长）兼钱币司长、握有财政部发行证券之权的徐堪。徐不但是高官，还是孔祥熙的心腹，并颇受被称为“无冕女王”的孔祥熙之妻宋蔼龄的赏识，之前刚作为主将替宋女王主持了“民国股市三大炒”之一的“宋蔼龄谋炒二三关”之役，使宋蔼龄获利千万。印氏有这么一层关系，肯定会向警方施加压力的。果然，现场勘查刚刚结束，上面的“限期破案”命令就下达了。而这时恰恰又接二连三发生恶性命案，刑侦大队正好有了警力不足的借口，只组建了一个五人专案组负责侦查该案。

郭煌就是这个专案组的一名刑警，当然，无论资历还是破案本领，他都只能排在末位，只有年龄可占优势，除了组长管金生比他大几岁，其余三个刑警都比他小。接下来，发生了匪夷所思也是首都警察厅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幕，专案组召开首次案情分析会时，苦主印氏不知是从哪里获得的消息，竟然闯来了，名谓送交失物清单，但把清单放下后卻不走了，坐在那里说要听听刑警打算怎样破案。更使刑警不满的是，印氏在旁听案情分析时，还不时插嘴批评刑警，刻意“纠正”他们的观点。众刑警又好气又好笑，最后被正好来办事的一位高级警官看在眼里，出去给上司打了个电话，这才设法将其劝退。

专案组自此就不再在警察厅商议办案事宜，宁愿轮流去下面分局临时借用办公室、会议室，甚至就在食堂举行案情分析会。如此，一干刑警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决定：消极侦查，拖着不办，最后作为悬案挂起来。

印氏提交的失物清单显示，她这口坤包里的物品价值不菲：现钞若干，准备席间更换的白金项链、黄金手链、钻石戒指一套，股票两张，分别为八百股、一千股，按当日交易价合计两千余元，另有准备请同时赴宴的古玩业老法师估价的北宋皇室印章一枚，总计价值不少于六七千元。

这笔金额在1935年时是一笔巨款，所以这案件绝对是一起特大盗窃案。专案组开始侦查后照例布控，但次日中午却从证券交易所报来消息，说那两张股票已经转手。当时的股票交易不是通过交易所，而是可以由持有证券交易经纪人资格执照的交易人在任何场合进行中介买卖，认票不认人。股票是铜版纸铅印，正面由发行公司（厂家等）用毛笔写上持有人姓名、持有股数，背面印着交易记录空白表格，转手一次则由经纪人填写交易日期、转让给何人，不写交易价格，以免影响下次交易时的议价。交易价格是经纪人从交易所获悉后当场通知买卖双方的。

那时候没有网络，无法即时交易，基本上一天只有上午下午开盘时的两个价格。尽管刑警已经连夜通知证券交易所转告持证经纪人注意布控，但交易所只是在门口张贴了一纸告示通知经纪人。经纪人并不是每个交易日都去交易所的，颇有一部分只是在手中有股票需要交易时才向交易所打个电话询问一下。而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没有义务协助警方布控，交易所的头头儿也根本没把这当作一回事，不会特地吩咐工作人员该如何如何（避免迟滞股票交易）。窃贼显然是知晓这种套路的，头天傍晚把坤包窃到手后，次日上午竟然就敢拿着股票去夫子庙喝茶，在茶楼里由经纪人作中介完成了交易，然后扬长而去。经纪人呢，直到上午结束交易时才打电话向交易所告知经手中介了这么两笔股票，以作为下午这两个股票的交易定价参照。

刑警于是就去找那个经纪人，了解卖出那两张股票者的外貌，却是一个年约六旬的老头儿，穿一件七八成新的薄竹布长衫，手持一把黑色折扇，双目有神，话语不多，点到为止。这老头儿的穿着打扮虽然极为寻常，但他的言语举止所透出的那份气质却显示出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文化似乎也不低，没准儿是前清秀才也难说。刑警要求经纪人说说具体形貌，获得的相关信息是：身高大约在一米七至一米七三之间，由于比较瘦，腿也长，看上去显得个子比较高;长方脸面，头发黑中夹白，耳朵较长，额头开阔，一双眼睛看上去略小，牙齿白洁，没有长期吸烟留下的黄斑污垢。

问及对方的口音时，经纪人想了片刻，说这一时还很难说得准，听上去简直有些南腔北调，但细细听，还可以分辨出带点儿江浙口音，这人应该是属于浙江东部、江苏南京以及上海郊区一带（即后来所谓的长三角）人氏。继续往下追问，经纪人却再也提供不出更多的信息了。

正准备讨论下一步该如何侦查时，已经获知消息的印玉霞又找上门来了，指责刑警办案不力，导致窃贼得以成功销赃。不得已，刑侦大队决定撤换专案组长。换人以后，侦查思路和积极性还是一样的，反正不想卖力，按照常规程序进行，正好撞到案犯，那就抓捕;撞不到，也没人会费心去使劲儿找。通过股票交易往下追查这一条路没有走通，就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通过耳目暗暗查摸这个身手不凡的窃贼的情况。查下来，道上传闻此人是江湖上一个无师自通的高手，名号唤作神偷阿七。

这个名号引起了刑警的兴趣，而该犯的作案手段也确实配得上“神偷”两字。正好这时失主印氏可能受其表兄的点拨，脑子稍稍开窍了，请人出面邀请专案组五名刑警去馆子吃了一餐，送了每人两条哈德门，对组长另外还奉了“意思”。于是，新任组长阮曦岚改变了原先的敷衍想法，积极投入侦查。一番努力后，專案组查得一条线索：神偷阿七在作案前一天曾下榻于中华门“宝生堂”中药批发行自设的内部客栈。

“宝生堂”在当时南京的中药行业比较有名气，其老板施芝康与警方关系密切，得以违反治安规定在批发行内自设一处内部客栈，凡是前往谈买卖的客户，均可直接入住，免费食宿。当然，江湖上寻常蟊贼不可能冒充得了客户去住宿，那份气质一眼就会让人识破，只有像神偷阿七这样的高手，才敢坦然前往。

刑警随即去“宝生堂”调查该情况。“宝生堂”老板待人很客气，但客气并不等于可以满足刑警的调查要求。他听刑警说明来意后，笑容可掬地告诉刑警，敝号无法提供每个客户的姓名等情况，不是替人家把关防止泄露隐私，而是因为我们对前来住宿的客户向不登记，不论生意成交与否，只要是客户，就可以免费入住，并提供三餐。刑警没料到是这种情况，但还存着一分希望——既然是客户，那肯定有印象的，不论生意是否成交，总归是谈过生意的吧？于是就要求批发行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胖乎乎的施老板马上差学徒去唤来了账房先生黄麻子。江湖有言“十麻九刁”，刑警觉得他们的遭遇证实了这一点。黄麻子比施老板还客气，说话腔调甜得溢蜜，但对刑警的要求却是两手一摊，表示“无法满足”。何故？因为“宝生堂”不但对客户免费提供食宿，而且还允许人家带着朋友一起来，同样不搞登记制。最近住在这里的都是老客户，提起这些人，黄麻子侃侃道来，比历数他家的三亲六戚还流利，其中并无新客户，也没注意到有什么生面孔。

刑警听下来，想到了一种可能，神偷阿七是否会临时跟某个客户搭讪结识，随客户入住“宝生堂”？黄麻子听后对刑警连连作揖，翘着大拇指一迭声“佩服佩服”。那么就顺着这个思路提供情况吧？黄麻子却还是摇头，理由跟刚才一样，刑警的推理那是没的说，可敝号上上下下从没有打听客人私事的习惯，客人是否带人入住，没人特别留意过。

这时，从杭州传来消息，说神偷阿七在杭州作下了同样的案件，而南京这边的失主印氏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了，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向警方催逼，于是，南京专案组也就松懈下来，一干刑警都有一个想法，待杭州那边破案以后，南京这个案子自然就解决了。却不料杭州那起案子并未惊动警方，警察局根本没有立案，也就谈不上破案。这样，南京这边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郝真儒等三侦查员听郭煌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寻思眼下应该还有一条路可走——去“宝生堂”调查。问了联络员，对方说“宝生堂”已经毁于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抗战胜利后重建，但换了老板。

尽管如此，郝真儒还是决定走一趟，指望有抗战前的老员工留下来，可以提供当时的情况。遗憾的是，重建后的“宝生堂”已经面目全非，批发变成了零售，只有两个门面，而且老板、账房全都换人了，员工也全部是新招收的。打听下来，施老板、黄麻子以及一干原先的员工不是死于战乱，就是不知去向，还有两个瘫痪在床。侦查员不肯放弃，仍去拜访了中风瘫痪的两个老员工，可那两人已是苟延残喘，神志不清，一问三不知。

由此，南京这一路的调查就没啥指望了。

七、阿七落网

11月3日深夜，郝真儒在南京往杭州拨打长途电话，向特案组长说了白忙一场劳而无功的情况。电话那头儿的焦允俊却很激动：“那你们四个正好来杭州增援兄弟这一路，我这边是馒头上笼八分熟，就等着揭锅盖了。我们手里有几个地址，神偷阿七就在其中某一个地址猫着，老郝你们四个过来，正好相帮逮那主儿。”

焦允俊认为自己是一员“福将”，这回更是如此。他这一路从昨天抵达杭州开始忙碌，忙到今天午夜，竟然忙出了成果。

在福州时获得的华东各地公安机关电告的信息中说，神偷阿七曾在南京、杭州冒出来过，以一周的间隔接连作了两起案子。南京的一起旧警察局曾调查过，而杭州的那起则未曾惊动警方，只是江湖上的传闻而已。焦允俊、孙慎言、支富德三人到杭州侦查，有点儿瞎猫撞死老鼠的意思，但竟然还真让他们给撞上了。

焦允俊三人抵达杭州后，浙江警方指派的联络员就把十四年前发生的那起案件向他们作了介绍——

民国时的浙江，民风剽悍，黑道横行，最有名的是舟山的海盗、嵊县的土匪、杭州的地痞、金华的流氓。民国前期那位被鲁迅先生称为“绿林大学毕业”的辛亥革命风云人物、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被捕就义之后，嵊县强盗的名气渐渐减弱，舟山海盗遂自封为老大——其实浙江黑道并无组织，只有各自的帮派，所以没有“老大”之说。不过，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舟山海盗势力确实颇盛，其头目经常潜入省城杭州、首都南京、十里洋场上海租界以及苏南诸城市寻欢作乐，挥金如土，来去无恙。

1935年8月下旬，舟山海盗头子“百帆王”王子舟派人到杭州向黑道传言，说他将在9月上旬畅游杭城，届时会邀请杭州道上有名的三十六位朋友赴宴，希望给他面子，无论如何要到场。如果哪位不肯到场，那就是看不起他“百帆王”，如此他也就不得不做些“看不起”此人的动作，先把话说在头里，免得到时候他发作起来大伙儿觉得不解。具体什么时候、到哪里赴宴，他将会提前通知。

这么一来，杭州这边的黑道就不爽了。舟山海盗虽然凶悍，但所占的是海上地盘，到省城来游玩则属于土豪摆阔，一向被杭州黑道所不屑，双方向来没有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现在海盗要想向杭州这边的地头蛇表示热络，主动搭讪，如果客客气气发出邀请，杭州道上朋友估计是会接受橄榄枝的。但海盗放出的风声透着明显的挑衅信号，那杭城黑道就不买账了。于是，杭州以青帮为首的几大帮会的头目就聚合一处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向舟山海盗还以颜色。

怎么还？最初有人提出可以向警察局密报王子舟即将抵杭的消息，让警察局对付他。但遭到大多数意见的反对，说江湖上的事情应以江湖方式解决，告密不是好汉作为，传出去岂不丢人？还是采取其他方式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吧。最后决定届时弄一群疯狗围攻王子舟一行，迫使他们亮出武器对付疯狗。一响枪，等于自曝身份，警察局肯定知道，他们还不是立马逃之夭夭？于是，帮会方面就派人跟杭城乞丐头目联系，让准备疯狗。

王子舟一行化装富豪游客抵达杭州后，分头下榻于相邻的几家旅馆和密点，然后指派一名小喽啰给黑道送请柬，请道上三十六位朋友次日午时到西湖楼外楼，届时有游船恭候，“百帆王”将在船上宴请宾客。帮会这边马上通知一干乞丐作好准备，届时释放准备好的那十二条疯狗。至于受邀请的三十六人，自然不会赴宴，而是聚合于灵隐寺吃素斋，听高僧讲经。

这个计划应该说是不错，却未能实施。次日上午，三十六个黑道头目早早去了灵隐寺，坐等传来好消息。不料，上午九点就有人来报信，说“百帆王”一行昨晚七点已经全部离开杭州，据说是坐火车去上海了。这个消息使黑道大为不解，不是说好要在西湖楼外楼设宴请客吗？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悄悄溜走了，这不合江湖规矩呀！难道王子舟已经获悉这边要放疯狗的消息，不想出丑，主动退却了？这似乎跟这厮的性格不符，再说对于海盗来说，如果事先知道这边要放疯狗，他们肯定有不响枪而对付疯狗的办法。要么是王子舟不想也不敢跟杭城道上朋友公然决裂，采取退让方针一走了之？可是，王子舟是怎么得知放疯狗的消息的？

黑道方面认为这是一个涉及内部信息安全的大问题，决定彻查，查下来的結果大大出乎众人意料——

前一天下午，“百帆王”和几个随从前往河坊街游览、购物。“百帆王”寻常外埠客商打扮，肩膀上搭着一个细帆布肚包（这是一种可背可围扎于腰间的小包，因围扎腰间时正好掩住腹部，故称“肚包”），包内放着一支左轮手枪、子弹和一些现钞。他们逛了数家商店后，步入一家茶楼打算歇脚品茗。就在“百帆王”踏进门口的时候，尾随其后的两个喽啰忽然驻步，一个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目瞪口呆，另一个惊讶得倒抽一口冷气，嘴里拖长了声调发出了一声：“咦——”

“百帆王”闻声回头，用目光询问发生了什么。那两个喽啰没有吭声，指着肚包位置，眼神既惊惧又疑惑。王子舟低头一看，大吃一惊！肚包背带与包体连接处已被剪断，背带两端尽头用金属夹子夹着一个形状、体积跟肚包差不多的布兜。走在前面的另外三个随从随即奔出门去，四下张望，街上人来人往，哪里分辨得出是谁下的手？

经此一折腾，王子舟已没有心思逛街、喝茶了，立刻返回下榻处。把那个布兜打开一看，脸色倏变——兜里放着一个黄铜物件，重量与失窃的左轮手枪和子弹差不多。这物件普通人看不出什么奥妙，但王子舟闯荡江湖多年，见多识广，以前拜名师习练过武艺，不但擅长长短兵器，对暗器也十分谙熟。这个黄铜物件乃是江湖人士一度谈之色变的暗器盒，其构造精巧，零部件中西合璧，以精钢制造的发条控制发射淬毒钢针的弹簧，达到定时发射的目的。从机盒口发射出的毒针，可以见血封喉。

这是一种定时暗器，适宜于暗杀。据王子舟所知，这种暗器盒是由晚清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法国技师根据中国古代暗器的原理，又结合西洋机械构造发明的，当时只制作了十二个，因被巡捕房发现而停止，十二个成品全部被巡捕房收缴。此物最初颇受江湖人士注目，但随着手枪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们发现相比之下还是后者稳定性高，所以渐渐也就没人说起了。眼前这个暗器盒底部有钢模砸出的编号011，表明这应该是那个法国技师制作的第十一件产品，不知怎么从法租界巡捕房流到江湖，而现在竟然以这种令人震惊的手法“馈赠”给“百帆王”了。

王子舟唤来一个钟表匠出身、平时喜欢鼓捣此类小物件的随从，命其以木板遮胸、皮革护臂、头顶铜精锅（即铝锅），打开暗器盒作一番检查。查下来的情况是，该暗器盒全部零部件完好无损，可以正常使用。但玩这一手狸猫换太子手法的朋友应该并无暗算之意，所以既没有上发条，也没有放置毒针，连未淬毒的钢针也没有放一枚。王子舟暗忖，如此看来，这位朋友不过是给我一个警告。否则，他在盒内放置毒针，再把发条稍稍扭一下，那我岂不命丧当场了？

王子舟把随从喽啰全部召来，详细询问对方何时下的手。但这话等于白说，如果随从喽啰中有人当时察觉的话，还能眼睁睁任其为所欲为？王子舟判断，这必是杭城道上朋友对我的警告，看来这回请客是不成的了，干脆还是离开吧。于是，一干人当晚即坐火车去了上海。据说，王子舟在上海也不敢大意，只住了一夜就搭乘船只回了舟山老窝。从此，他再也没踏进过杭州城。

杭州黑道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根本未策划过用这种手段吓跑“百帆王”，就是策划过也没有人有这等本领。江南各地扒手多如牛毛，但能够用这等手段对“百帆王”这样的杀人魔王直接贴身下手，成功后还能从容遁去的，却听也没听说过。这人要么是外地来杭的道上朋友，要么是本埠深藏不露的高人，听说杭城黑道有难，偶然出手相助。黑道众头目一番商议后，决定寻访此人。他们的寻访分两步同时走，一步是让各个帮派派人四处打听，另一步则是采用江湖手法，在杭州热闹地段张贴帖子，称近日有义薄云天的好汉伸手相帮一干弟兄解围，众弟兄非常感激，想当面拜谢，望好汉现身以满足大家殷切之愿。

这一来，那“好汉”没有现身，此事却被警察局知晓了。虽然这不是案子，但警察局对此人也颇感兴趣。正好从南京传来布控通报，刑警便断定此系南京作案的那位。不过，也仅此而已，首都警察厅尚且破不了的案子，杭州刑警肯定没法对付，所以，这事于公来说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过，黑道却还乐此不疲地查访着。半年后，杭城道上忽然爆出一股热议，说吓退“百帆王”的那位朋友江湖名号唤作“神偷阿七”，仅此而已，再也没有更多的消息。

三侦查员听了上述情况介绍，互相之间交换了看法，焦允俊问联络员：“这个说法最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联络员说是省公安厅从杭州刚解放时地下党向军管会提供的社会治安情况资料中查阅到的。焦允俊说这样看来，这个情况属于“旧闻”，地下党应该是从杭州黑道上收集来的，因为神偷阿七并未在杭州作过旧警察局立了案的案子，所以旧警察局也不可能为神偷阿七准备一份刑事卷宗。我们下一步应该继续从黑道方面进行调查。目前杭州这边的黑道情况如何？

联络员说解放后，杭州的社会治安经过大力整顿，已经有明显的改观。帮会被摧毁，那些头目一部分在解放前逃离杭州，一部分被捕，民愤大或者涉及反革命罪行的被处决或者判刑，还有少数因为重病、瘫痪或者历史上曾经跟我地下党有过联系，做过若干工作，所以没有动他们，但都老老实实，可以说，“黑道”仅仅作为一个概念还存在着而已。焦允俊说这样就好，我们可以先从在押人犯这一块儿进行调查，然后再向那些未曾受到处理的少数成员了解情况。

接着，焦允俊吩咐谭弦：“起草一份告知书，立刻分发到全市各看守所以及监狱，在押人犯中凡是能提供有关神偷阿七的信息，事后证实对我们的侦查有帮助的，一律给予从宽处理，罪行严重的将功折罪，罪行原本轻微的可以立刻释放，甚至还可以考虑给予物质奖励。”

告知书立刻分送市局、分局看守所和监狱，按照焦允俊的命令，由看守所、监狱的领导向全体在押人员宣读。很快，就有电话打来，据称有人犯愿意提供神偷阿七的情况。焦允俊大为兴奋，说苗头来了，我们分头去提讯。不过，话先说在头里，估计“空弹”很多，甚至全都是不靠谱的。

果然，当天三人一共讯问了十三个人犯，所言的情况比侦查员已经了解到的还简单。午夜过后休息时，焦允俊说没关系，明天接着进行，还有希望。

次日上午，侦查员又接触了几个人犯，还是没有新的内容。直到下午两点多，市局看守所打来电话，说该所一个上周被捕的老犯人昨天听所长大课教育后没吭声，今天午后忽然向看守员表示他知道一些神偷阿七的情况，要求政府提审。焦允俊问：“他是犯什么事被捕的？”

“这老头儿已经五十三岁，是个地痞，罪名是‘恶霸帮凶。”

焦允俊让支富德留守接听电话，他和谭弦立刻驱车前往市局看守所。

那个人犯名叫叶守库，说话有点儿口齿不清，他在说到神偷阿七的情况前先问焦允俊是哪里来的干部，昨天看守所长大课教育中所说的“将功折罪、大功受奖”是否会兑现。焦允俊说我是以华东公安部的名义在跟你谈话，昨天你们宋所长的大课内容就是我们这位同志起草的，说着示意谭弦给他读一遍底稿。谭弦的记忆力惊人，拿出底稿晃了一下，并没看，张嘴就来，竟然只字不错。叶守库听了一段，拱手作揖道：“佩服！您不必往下背了，我相信您二位的诚意。你们要查访的那个神偷阿七，我跟他见过面，这人就是杭州的！”

据叶守库说，神偷阿七姓陈，四十多岁，是道士出身，不是职业窃贼。但他那手盗窃本领确实厉害，据阿七跟他喝酒时闲聊，曾自称只要他看中的东西，都可以取来。叶守库最后一次见到神偷阿七时是去年5月，当时他陪从嘉兴来杭州走亲戚的舅舅去游西湖，在西湖湖滨路“妙味斋酒家”门口看到他独自坐在排档上悠闲地喝酒。

焦允俊觉得叶守库所述内容的真实性似乎比较大，就要对方说得详细些，但叶犯却摇头说：“我只能说这些了，因为第一，我跟他不是朋友，不过是萍水相逢点头之交，不清楚他的底细;第二，我不知道你们如此兴师动众找这个人是为什么，但既然你们这样郑重其事，那神偷阿七对政府来说肯定很重要。我保证上述的交代是完全真实的，其他内容都是道听途说，不敢乱讲，免得误了您二位的大事。”

焦允俊再次向叶重申，如果提供的情况确实对调查工作有帮助，肯定会落实宽大政策。然后就问叶守库神偷阿七几时请他喝过酒，为何请他喝酒。

叶守库说那还是日本人占领杭州时的事儿。1944年夏天，那时他还不认识神偷阿七，只听外界传说有这样一个本领了得的高手，是杭州还是外埠的也各有说法。那天，叶守库赌博输了钱，回家后又跟老婆吵了一架，闷闷不乐点了一盘蚊香，躺在门口的一张竹躺椅上闭目纳凉。渐渐，倦意袭来，正要迷糊过去时，忽然被人推醒。叶守库不禁大恼，正要破口大骂，睁眼一看，黑暗中站着一个小伙子，悄声开腔道：“神偷阿七请叶先生去一趟。”

叶守库一听“神偷阿七”四字，几疑梦中，顿时没了恼意，正要发问，那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压低声音道：“带上你治蛇伤的药械，马上跟我走！”

叶守库祖上传下一门治蛇伤的本领，跟“江南蛇医”季德胜当然是没法儿比的，但还是有些效用，治得迅速足可救人性命。杭州毒蛇少有出现，所以靠此挣钱是不可能的，但每年治上几起，收些烟酒鱼肉之礼是没有问题的。此刻他听说是神偷阿七派人来请他，那自然必须从命。

巷口已经停着一顶轿子，那人请叶守库上了轿，用一条丝帕扎住了他的眼睛，因为要放下轿帘，所以往他手里塞了一把折扇让他消热。起轿后，约摸半个小时停了下来，下轿揭去丝巾，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庭院里，被引入客厅后，叶守库第一次见到了神偷阿七。神偷阿七的左腿脚踝骨上方扎着一段带子，以阻止脚背上伤口中的毒液向上蔓延。叶守库问了问，得知神偷阿七是一小时前去外面散步时被路边草丛中的毒蛇咬了一下，他还算有经验，立刻用带子扎了脚踝骨上方，又用小刀割开伤口周围皮肤放血。这对延缓毒性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叶守库的治疗迅速奏效。

一周后，神偷阿七伤愈，遂请叶守库在“妙味斋”喝酒，还送了他两条好烟、两瓶好酒作为谢礼。

焦允俊、支富德、谭弦三个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剖析，认为神偷阿七很有可能隐藏于杭州，起码解放前在杭州待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解放后可能已经离开杭州，其去向只有查明他在杭州的藏身处或者曾经的藏身处，据此查摸到他的社会关系后才有希望获得线索。于是，就让联络员找了一份杭州地图，根据叶守库当时的住址，以半小时路程为限划出了范围，要求浙江警方立刻对该区域内的居民与户籍情况进行排查。

浙江省厅和杭州市局立刻抽调了数以百计的民警，分为查阅户籍档案和下基层实地走访两种方式进行排查。焦允俊、支富德、谭弦三人则去了“妙味斋”，向酒家方面了解神偷阿七模样的食客的情况。

上百警察的排查竟然没有收获，而特案组三侦查员向“妙味斋”的调查倒是获得了一些线索。酒家方面反映，确实有这样一个男子时常去“妙味斋”喝酒，这人不喜欢坐店堂内，只要不下雨不刮大风，他总是喜欢在门口排档选一副露天座头独斟独饮，酒量不错，每次总在一二斤黄酒之间，喝完后便去湖堤漫步。这人说话操杭州口音，看样子是个手面阔绰之人，好像还有伺候他的跟班，对其的称呼是“七爷”。

当晚焦允俊三人分析案情一直到午夜时分，正要休息时，郝真儒从南京打来电话，他于是就让郝真儒四人赴杭，说要搞“合围”，把神偷阿七这厮拿下。郝真儒、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四人连夜驱车从南京沿当时被称为“一号国道”的宁杭公路直奔杭州，抵达后只休息了三个小时，11月4日上午八时即投入工作。

联络员告诉焦允俊，看守所又有几名人犯要求提审，说要反映神偷阿七的情况。焦允俊立刻布置，要求侦查员抓紧时间，不要在细节问题上跟人犯纠缠。结果，一小时就完成了提审，获得了两条线索，虽然没有提供神偷阿七在杭州的地址，但那两个提供情况的案犯都说到了与叶守库相同的内容：一是年龄、体貌特征和口音;二是确实曾见其在“妙味斋”用餐并有跟班;三是解放后还有人亲眼看见过神偷阿七陪同亲友模样的人游览西湖，具体时间大约在上月15日前后。

特案组紧急磋商，认为时间紧迫，不能沿用常规做法开展调查，只有动用大批警力搞全方位大范围的排查。焦允俊便向华东公安部拍发紧急电报，要求指令浙江和杭州警方并与杭州市人民政府协调，在杭州市区范围内同时进行排查。华东公安部批准了这一请求，立刻与浙江方面协调。从当天下午三时开始，军警、政府干部及挑选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在市区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全城大搜查。

八、冒牌大盗

神偷阿七是怎样被抓到的呢？

其实，特案组获华东公安部的批准在杭州全城展开搜查，属于时间紧迫之下的无奈之举。特案组两位领导焦允俊、郝真儒本也不指望通过这种地毯式搜索的方式找到神偷阿七，如果能找到些有用的线索，他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行动开始后，特案组侦查员即分头下到预先划定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分局、派出所，直接向民警、居委会干部交代目标的姓氏、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以及常去“妙味斋酒家”喝酒的习惯等情况。在此之前，特案组还把上述内容形成文字，打印后下发给各分局和派出所。

说是“地毯式搜索”，那是形容。不知情者根本感觉不到杭州市区此刻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搜索行动。这不同于抓捕现行犯罪分子，诸如警车时不时呼啸而过，交通要道由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公安部队把守，拦截过路车辆和可疑人员进行盘查，甚至在重点区域实行戒严，等等，上述情况都看不到。

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查找以普通居民的身份隐藏于杭城某处的特定目标，他事先没有得到消息，不会平白无故突然转移，所以，动静必须越小越好，以免打草惊蛇。特案组在与浙江警方商量落实此事时，要求把搜索重点放在居民区，而不是热闹的商业区。参加行动的人员一律便衣，不能暴露警察身份，而是要以区政府、街道或者国营单位工作人员的名义，以检查卫生防疫或调查居民家庭状况、征求居民对政府机关的意见等为借口，深入居民区，在当地居委会的配合下，与居民当面接触，从侧面打听情况。

在押犯叶守库提供的情况基本属实，但他所说的神偷阿七的姓氏有误。据他说，神偷阿七姓陈，耳东陈，而且言之凿凿。幸亏焦允俊多生了一个心眼，觉得叶犯此言不可全信，姓氏中的同音字不少，加上方言或当时说话环境的影响，很可能会有出入。他嘱咐侦查员，在调查时不能拘泥于耳东陈，还可以结合江南地区的方言，凡是跟这个读音相似的都须留意到，比如“郑”、“成（程）”、“盛”等，用北方话说来能听出区别，但在江南方言里却不容易分辨，听起来都像“陈”。所以，特案组侦查员要求参加行动的同志在调查中要综合考虑诸般因素，凡是符合外貌条件的，不论是否姓陈，都报上来，由特案组进行鉴别。

排查工作进行到下午四点多，中城区公安分局报上来的一个涉嫌对象引起了特案组侦查员张宝贤的注意。这个对象住在将军路派出所的管段，其年龄、体貌、生活嗜好等方面均与叶守库等人犯提供的神偷阿七的情况相符，唯独不姓陈，也不姓郑、成或者盛，而是姓曾，单名一个“钟”字。

张宝贤把电话打到在市局坐镇指挥的特案组长焦允俊那里，焦允俊大为兴奋，马上叫上郝真儒驾驶一辆摩托车直奔将军路派出所，请派出所方面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派出所秦所长是南下干部，最初在市局治安处，调来当派出所长不过一个多月，但他在了解社情方面下了功夫，对下面的情况很熟悉，听侦查员一说嫌疑对象的名字，也不查任何档案，当下告诉侦查员，这个男子是无业人员，已经四十三岁，还是靠已故父母留下的遗产过日子。不过，那笔遗产数额不菲，他靠利息就能养家糊口，而且日子过得比寻常人家强得多。

焦允俊问秦所长，这个曾钟在历史上是否有什么问题，是否有过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参加过帮会组织？平时结交些什么朋友？

秦所长说这人历史没有问题，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或帮会组织，结交的朋友倒是比较多，三教九流都有，因为排行老七，人都唤他“七爷”。至于本人表现，这人对亲朋好友、街坊邻里比较热情，因为念过书，而且是初中毕业，算是有文化的，别人找他写封信、起草状子什么的，他都乐意帮忙。不仅如此，遇到其他只要是他能提供帮助的事，他都会伸把手。更难得的是，不管帮了别人多大的忙，一概不收人家的谢礼，也拒绝别人的宴请。反正他家的经济情况好，也不在乎那么一点儿小意思。

郝真儒提了一个问题：“这人最近外出过没有？”

对此，秦所长还真是不清楚，于是唤来户籍警小吴询问。小吴说前天下巷子时正好遇见曾钟从外面回来，身穿米色哔叽猎装，头戴浅色亚麻礼帽，皮鞋锃亮，拿一根红木镶银手杖，还提着一口旅行皮箱。那箱子看上去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可是他提着却不显得吃力。看到小吴，曾钟驻步打招呼，聊了几句闲话，那箱子就一直提在手里没放下。

那么，曾钟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通常说来，这样的问题小吴应该说得上来，因为曾钟是无业人员，现在外出要在外埠过夜，不管是借宿亲友家还是住旅馆招待所，都必须凭住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申报临时户口或者進行住宿登记。小吴却是摇头，因为曾钟并未找他开证明。

如果他不去找小吴开证明，那怎么落脚呢？小吴也问过对方这个问题，曾钟说他去外面访友，出去了五六天。他是帮朋友开的厂家去采购原料的，用了私营工厂出具的证明，就没去麻烦派出所。

听到这儿，焦允俊说：“这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查找的那位。不姓陈没关系，照样找他。哪怕他姓焦，是我宗兄……”忽见郝真儒皱起眉头，他只好打住，暗叹这位搭档真是一点儿幽默感没有。“这样，咱们这就去他府上，同时请联络员落实两桩小事，把‘妙味斋的苗老板和看守所那个姓叶的人犯唤过来，请他们辨认。老郝你看这样妥不妥？”

郝真儒更慎重一些：“既然已经锁定了目标，是否先把苗、叶两人唤来辨认一下照片？吃准了再采取措施。否则，万一弄错了怎么办？”

焦允俊说：“这不打紧，如果他不是神偷阿七，那就交给秦所长处理。他外出没开证明，是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可以让小吴告诫他一回。秦所长、小吴，您二位说呢？”

那二位都没有意见，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考虑到神偷阿七可能武功了得，特案组决定全体出动。联络员问是否需要派员增援，焦允俊犹豫片刻，点头同意，但叮嘱说，增援的同志只需要在他家周围守候就可以了，都带上枪，万一他突围而逃的话，可以开枪，不过拜托只能照腿上打，枪法不行的就别派了，千万要留活口！

特案组对如何下手也很慎重，研究了方案，排了阵容：全组格斗本领最为了得的支富德打头阵，焦允俊第二;沙懋麟、张宝贤等四位居中;郝真儒体力差些，但枪法还不错，焦允俊就要他殿后，说老郝如果咱们前面的弟兄着了他的道道儿，你不必犹豫，更不要顾及我们，只管瞄着他的腿开枪就是。

抓捕行动并无悬念，先让居委会主任申大嫂以通知开会为名（当时大大小小的群众会议很多，不会引起对方怀疑）敲开房门，特案组一行七人立刻跟进。曾钟正在客厅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显然没有思想准备，还没回过神来，已被支富德放倒，张宝贤、孙慎言等侦查员扑上去按住，上了手铐。

出于安全考虑，没把曾钟押解到特案组驻地，而是在市局提审。郝真儒说这是江湖人物，该由跟他们打惯了交道的老焦同志出面主持讯问。焦允俊也不客气，说老郝同志慧眼识才，那俺老焦就当仁不让了。随即带着张宝贤、谭弦一起提审曾钟。

由于在曾宅没有搜查到什么涉案证据，焦允俊已经预感到讯问不会那么顺利。他跟张宝贤、谭弦商量，先别跟对方谈什么神偷阿七，等苗老板和叶守库辨认过了再说。于是就跟曾钟东一句西一句闲扯。曾钟呢，这时已镇定下来，也不问为什么抓他，随着侦查员的话题开聊。正聊着，按照事先的安排，支富德把苗老板带到讯问室门口停下来，苗老板跟曾钟打了个招呼，还特意问最近怎么没去“妙味斋”喝酒，最近螃蟹上市，专门给他留着呢。

曾钟似乎并不觉得吃惊，也向苗老板问好，说他最近去了趟外埠，才回来，等有时间一定光顾。然后，戴着手铐的叶守库出现了，直截了当唤曾钟“七爷”，点明了其神偷阿七的身份。

叶守库被押走后，焦允俊问曾钟有什么要说的，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哈哈大笑。焦允俊被他笑得莫名其妙，正要喝问，曾钟开腔了：“原来你们把我当神偷阿七给抓了，呵呵，这个玩笑开大了。我不是什么神偷阿七，我连怎么偷东西都不会，怎么做得了神偷阿七呢？”

这话一出口，侦查员脸色就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浪费了将近三天时间。这个案子这么重要，别说浪费数日了，就是耽误半天，只怕也会造成严重后果啊！

当下，张宝贤、谭弦两个都把目光投向焦允俊。焦允俊寻思，先审完了这家伙再说吧，是真阿七还是假阿七，并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要凭证据说话。于是，就命曾钟把假冒神偷阿七的情况从实招来——

其实，派出所对曾钟其人的了解是有欠缺的，他无业不假，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也是真的，却不知道他向有赌博恶习，而且喜欢玩大赌注。曾钟从二十四岁赌到三十六岁，整整赌了十二年，与世上所有赌棍一样赢少输多。到1940年时，他继承的遗产早已输得差不多了，想想实在懊恼，于是下决心戒赌。戒就戒呗，他竟然别出心裁，还要搞个类似黑道中人金盆洗手的仪式，想把一些朋友请来作个见证，又准备了一把斧头，磨得飞快，打算当场自断一指，以示戒赌决心。

曾钟三教九流的朋友颇多，其中不乏心腹之交，就跟一个名叫蒋松林的地痞说了此事，请蒋届时到场，不光是捧场，还要派他用场。断指肯定血流如注，必须立刻止血，蒋松林出身走江湖卖药之家，家有止血良药，有时参加帮派殴斗受伤流血，拿出来敷之即止。所以，曾钟就想请蒋松林届时携药到场，为他止血。蒋松林表示帮其止血没有问题，不过，对曾钟这个戒赌的法子却觉得欠妥。于是劝说道：“七哥的戒赌之举，兄弟举双手赞同，百分之百支持，但搞得这么复杂，而且代价这么大，有必要吗？”

曾钟行事倒有丈夫气，说只要戒掉，怎么干我都认为有必要啊！蒋松林说，凡事都须考虑投入和产出，赌博如此，做生意如此，就是你我这些江湖朋友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兄弟我打架的名气，在杭州是列入前十名的，道上朋友送我一个绰号叫“拼命六郎”，对不对？我肯為朋友玩命打架，多年来弄得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外人都认为是我讲义气。

当然，我的确讲义气。但是你也要明白，讲义气不过是一种外在形式，骨子里还是一种交易。我这种带血胆的义气一讲，回报还不是源源而来？杭州黑道三十六路，我起码喊得动十八路，这就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如今，七哥你要断指戒赌，戒赌是为自己，否则你日后必定败尽家产，全家去做叫花子，这是应该做的。这五六年里，我至少劝过七哥三四次，要你戒赌是不是？有一次咱俩吃老酒，我流着眼泪劝你，差一点儿跪在你跟前磕头了，说明我是绝对支持你戒赌的。但是，断指我就想不通了，这也是一种投入，你这种投入图的是什么呢？戒赌靠的是持久的决心，这种决心必须影响每天的行为。

否则，一时心血来潮，斩掉一根手指头，日后决心变成了肥皂泡泡，还会继续赌。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涌金门李家渔行的小开，小名叫家官的那个，已经斩掉三个指头了，现在还不是天天泡在赌场里，已经输得三顿变成了两顿，三个月尝不到荤腥，瘦得三根筋挑一颗头。而且，江湖上的规矩七哥你也知道，赌出名的人断了一根手指头在外面晃荡，给朋友们看到了，会以为你是欠了赌债不肯还或者还不出，让债主斩掉了手指头，那你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再说到回报，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听蒋松林如此这般一说，曾钟的戒赌决心依旧，断指的念头却没那么坚决了。这时，蒋松林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戒赌以后，七哥你怎么料理自己和全家人的生活？你可是一家子的顶梁柱，祖上留给你的财产怕是已经输去了九成，剩下的肯定难以维持今后的生活了。你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已经十七八岁了吧，也该成家了，讨娘子的铜钿你准备好了吗？不用说，别说准备了，只怕想都不敢想。

曾钟活到三十六岁，除了赌钱的时候六亲不认，平常还是个讲道理的人，并无处处固执己见的劣根性。蒋松林所言在理，他自然听得明白。当下想了想说，还有一些钱财，可以作为本钱做点儿生意，老弟你看如何？蒋松林冷笑，你做生意？倒不如去跟汪精卫商量叫他把汉奸主席的位置让给你坐。曾钟想想也是，他于经商一窍不通，即便真的做起来，怕是难免有一天也会破产。

曾钟便向蒋松林求教，那自己应该做什么呢？蒋松林不住摇头，说他也没什么好主意，否则的话，何至于年近三十了还过着冲冲杀杀刀头舔血的日子？不过，日子总要过下去啊，蒋松林答应相帮想想办法。

过了三天，蒋松林又来曾宅，说七哥的事情兄弟整整想了三天，现在已有一个主意。曾钟连忙把蒋引入后院，在树荫下坐定，命妻子沏上龙井，两人品茗细聊。曾钟问蒋松林想出了什么主意，蒋说我根据七哥的诸般特点，加上少年时曾得江湖异人指点，学过类似奇门遁甲那样的本领——七哥先别摇手，我听你说过，这门本领你没学到手，而且还被逐出师门了，这没关系，只要有这段经历，那就是七哥的福分。我为七哥细细盘算下来，找到了一个好办法，不必出任何力气，也不用动什么心思，甚至不必装神弄鬼，只要保持以往待人接物的本色，就可以过上一份丰衣足食的日子，别说全家了，就是兄弟我也可以跟着借光，以后不用再过打打杀杀的日子了。

曾钟听着，几疑自己置身梦中。但想想眼前这个蒋松林，虽然是杭城一个有名的地痞，但平时说话向来不打诳语，惯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应该不会想出点儿花头来耍弄自己，便请蒋松林详细讲讲，到底是什么主意。

蒋松林说：“我想请七哥在江湖上改个称谓——七哥改称七爷如何？”

曾钟苦笑：“再过一段日子，只怕连七哥都没人叫了，还敢改称七爷？”

“这倒不必你自己声明，自我叫开头后，肯定会有人跟着叫。光叫还不行，应该另有财物孝敬。”

曾钟真的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了，急煎煎让蒋松林说个明白。蒋松林先提了一个问题：“七哥听说过‘神偷阿七这个人吗？”

“神偷阿七？我当然知道，多年前在河坊街稍露锋芒，就吓退了舟山大盗‘百帆王，为杭州道上朋友解窘，事后销声匿迹，江湖上至今不知他的真名实姓，高风亮节，令人景仰，真正的江湖豪杰啊！”

“从现在起，你就是神偷阿七了，所以别人应该尊称你为‘七爷。”

“啊？！”曾钟自是大吃一惊。

接着，蒋松林说出了他的主意——神偷阿七应该确有其人，但江湖上只闻其名，谁也没见过此公;而且，这人作案数量极其有限，除了多年前在南京干过一票，然后到杭州出手为杭城朋友解除窘境之外，江湖上再也没听闻过他的音讯。由此可见，此公行事低调，是真正的江湖隐士。就杭州乃至浙东、苏南、上海地区来说，道上肯定颇有些朋友想结识神偷阿七，即使自忖身份太低，够不上档次，得缘见上一面也是好的。

曾钟不由得点头称是。确实，如果能跟神偷阿七见上一面，哪怕不说话，就远远地看一眼，他也会觉得不虚此生。

往下，蒋松林说出了他的主意。曾钟可以以一种隐蔽的低调方式，通过第三方悄然透露他是神偷阿七。这样，肯定会有人来要求见面，要跟他交朋友甚至结拜兄弟，自然还会奉上一份不菲的礼金或者礼物。之后，就可以利用其中的人脉关系做做生意的中间人或者矛盾的调解人，从中得益。这还是非固定的临时收入，另外，还会有一种固定收入，那就是道上所谓的“吃佛”——外来杭州作案的小偷会向神偷阿七（当然不会由曾钟亲自出面收受）进贡，以获得在杭州作案的许可。否则，以神偷阿七的手段，要他们干不成活儿甚至折进局子，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曾钟听着，认为似乎可以一试，不过尚有几点疑惑：第一，一旦冒充神偷阿七成功，对方自然真把他作为神偷阿七来看，如果他们在江湖上遇到麻烦事，上门要求伸以援手，那该怎么办？第二，如果警察局知道他曾钟竟然就是黑道上有名的大盗神偷阿七，会不会来抓捕？第三，杭州黑道一直在查访神偷阿七以报答解窘之恩，如果知晓原来他就是神偷阿七，由此找上门来，那又该如何应对？第四，即便警察局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外埠小偷进贡之后，如若作案时失风被捕，供出已向神偷阿七进贡过钱财之事，警察局会不会来找麻烦？

曾钟也算是一个混江湖的角色，但他与蒋松林相比，不过是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一个边缘人物。蒋松林则是地地道道的青帮人士，虽然在青帮中的辈分不高，连收徒弟的资格也尚未获得，但他是专业地痞，杭州城里小有名气的地头蛇。况且，其江湖经验是祖传的——他的老爸蒋硕实也是职业地痞，曾给沪上三大亨之一张啸林当跟班，其江湖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对于曾钟虑及的问题，他事先都想好了应对之法，当下逐个解答——

第一，各路朋友要见神偷阿七的面，必须得经蒋松林安排，蒋当然会把他们的来意摸清楚后再作决定，有难度的会找个借口回掉。第二，警察局不能随便抓人，得立案，而神偷阿七在杭州从未作过案子，他们就没有理由立案，自然也就不可能抓人。第三，本城道上诸路朋友，跟蒋松林都有交情，他们如果听说神偷阿七原来就蛰伏于杭州的传闻，那一定同时也会听说是蒋松林在负责神偷阿七的对外联络等一应事宜，所以，按照规矩，他们即使知道神偷阿七住在哪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蒋松林已经给曾钟另外找好了住处——也不会直接找上门来，而是会找蒋松林传话。

届时，曾钟只要给他们写一封简札表示不愿意惊动朋友，他们就会知难而退。如果万一再出现类似“百帆王”出难题等需要神偷阿七出场解决的情况，蒋松林事先肯定知道，那就悄悄离开杭州外出“云游”就是了，等事情过去了再回来。至于第四点，外埠来杭作案的小偷失风落网那是经常有的，但一般情况下，他们即使进了警察局，也会遵守江湖规矩，不可能供出向神偷阿七进贡之事，否则他们以后就失去了在江湖上行走的资格。这种人没有其他生存技能，不能行走江湖，那就等于死路一条，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把跟自己的案子没有直接关系的神偷阿七供出来。

如此这般，蒋松林滔滔不绝，终于说服了曾钟，答应由蒋出面实施此事，但必须奉行“低调再低调”的原则，所谓的回报也适可而止，利益均分。反正他今后真的坚决戒赌了，也花不了多少钱钞。而蒋松林也确实践守诺言，做到适可而止，而且不再去干那些打打杀杀、敲诈勒索的地痞勾当，平时的穿着也换成了西装、中山装，甚至长衫马褂，一副斯文相，完全符合神偷阿七“跟班”的身份。

诚如事先的估料，打出神偷阿七的旗号后，果然有了稳定的进项，足够曾、蒋两家的日常开支，他们确实做到了不惊动官府，当地帮会头目得到神偷阿七谢绝登门拜访的亲笔回函，也没来纠缠。本城藏匿着神偷阿七这样一个角色，对于帮会来说算不上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儿，再说帮会头目都是精谙进退之术的枭雄，也不会向外透露这种信息，因此，解放前夕杭州中共地下党组织收集社情时，并没有获得有关神偷阿七的详细情况。

曾钟的这番供述，大大出乎焦允俊等侦查员的意料，第一个反应自然是“不信”，第二个反应是立刻查证。当下，郝真儒率领三名侦查员，在杭州市局的配合下，抓捕了蒋松林以及蒋手下的三个马仔。讯问下来，证实曾钟所言属实。

至此，追查神偷阿七的行动失利已成定局，特案组只好开会重新分析案情，研究下一步的走向。有侦查员提出，福州“金仁泰百货行”账房先生丁行海提供的那起由“镇海魔”制造的绑票案，是否可以作为突破口呢？众人交换了意见，认为目前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于是决定从此案的受害人孙少爷的家属那里着手调查神偷阿七其人的线索。

九、一线曙光

以特案组大多数侦查员的迫切心情，作出决定之后应该速往孙少爷老家宁波开展侦查，这其中也包括焦允俊。但特案组的另一位领导郝真儒却不同意这种匆匆忙忙的做法，在焦允俊用目光征询“是否就这样定了”时，他提出了一个意见：是否再花点儿时间讨论一下到宁波后应该怎样开展侦查？毕竟时间紧迫，此番在杭州已经浪费了三天，不能再耽搁了。

焦允俊表示赞成，说老郝心细，紧要关头沉得住气，有大将风度。我也是忙得有点儿糊涂了，即使我们赶到宁波，不是也得凑在一起讨论怎样开展调查？那还不如就在此刻讨论一下，把事情议定了更稳妥些。

于是，大家继续进行讨论。这一议，果然发现郝真儒的意见不无道理。众人对抵达宁波后的工作进行了细致规划：照例先与当地公安局联系协助调查事宜，然后入住临时驻地，接着开始工作，先查找当年在“镇海魔”海盗制造的绑票案中丧生的孙少爷的家属，了解他们和神偷阿七到底有何渊源，如何能够让这样有名气的江湖人物替他们出头，写信跟“镇海魔”商洽释放孙少爷事宜。

讨论到这里，侦查员就想到了一种可能性：毕竟已经时隔八年，当时又是战乱年代，人口迁移比较频繁，万一那位孙少爷的家人已经举家离开宁波不知去向了，那又该通过什么途径寻觅其下落呢？

焦允俊不由得点头称是，说这个情况我们确实应当事先考虑到，那大伙儿就议议吧，万一真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有侦查员提出，丁行海曾经说过，那个被绑票的孙少爷当时是在上海上洋学堂，放暑假时出于好奇搭乘出海捕鱼的渔船，行至福建海面时被海盗绑架。那么，孙少爷曾经入学的那所洋学堂可能会有孙少爷的入学档案，其中应该有比较详细的亲戚关系资料，是否有必要去查查？

这一说，众人都认为有必要。焦允俊说，那老郝你就辛苦一下，和谭弦直接从这边坐火车回上海，如果需要在上海查阅档案的话，你们可以立刻进行，这就节省时间了。

于是，特案组兵分两路，分赴上海、宁波。

却说焦允俊率领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支富德飞抵宁波，宁波市公安局已经接到浙江省厅的指令，派车派人在军用机场等候。一行人到了临时驻地后，即向宁波警方联络员老方介绍了此行使命。

老方是宁波当地人，地下党出身，说以前曾听说过孙少爷被福建海盗绑票，因营救不及殒命之事，这在当时曾是宁波这边的一桩社会新闻，街头巷尾一时议论纷纷，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说这个案子。侦查员问，旧警察局是否有这方面的材料？老方说，这不是发生在宁波的案子，孙老板没有向当地警察局报案，警察局也不可能立案，所以没有材料。

至于神偷阿七，老方从来没有听说过。侦查员由此认为，老方听说过这起案子，却没听说过神偷阿七这号人物，社会新闻里也没有关于神偷阿七的内容，一方面说明孙家对设法获取神偷阿七的亲笔条子这一点，对外界是刻意隐瞒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神偷阿七可能并非宁波当地人。

那么，孙老板的情况如何呢？老方介绍说，孙老板名叫孙少亭，绑票案中殒命的孙少爷是他的独子，名叫孙敏初。孙家祖上原是开客栈的，到了孙少亭的父亲孙景璋手里发了财——外界说法是有一个长毛军官兵败后孤身化装突围，逃到宁波后染病入住客栈，不料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孙景璋为其处理后事时发现其遗物中有一包黄金珠宝，遂吞为己有，从此就成了富翁。十年后，孙景璋关闭客栈，改开海产加工厂。到了孙少亭手里，除了经营海产品加工厂，又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号称“浙江第一”的渔具店，从而名列宁波城前五十名资本家的名单，出任商会理事。

其子孙敏初自幼聪慧，六岁上学，一直到初中毕业，九年间其学习成绩全部是全班第一，稳坐年级前三名。教过他的老师都说这孩子的前途不可限量，建议送北京、南京或者上海洋学堂深造。旧时的所谓“洋学堂”，泛指以西式教学法进行教育的学校，特指则是由外国人投资的教会学校，此处指的是后者。孙敏初在初中毕业后考入了苏州的东吴大学高中部，各科成绩照样名列前茅。三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出事这年他刚读完大三，已经准备好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了。不料却因随船出海，就此一去不返。

那么，孙老板目前是否还在宁波？这个，老方一时回答不上来。在宁波解放前半年，老方因身份暴露，组织上让他转移去了四明山根据地，三个多月前宁波解放后他才奉命返回，分派到公安局。公安局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在他离开这段时间宁波社会上的变化，他还来不及了解。不过，现在要了解这些情况也不难，老方马上往孙家所在地鼓楼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告知，孙少亭已在解放前四五个月即1949年春节后出让了海产品加工厂和渔具行，全家去香港投奔亲戚，去后情况不明。

如此，特案组就只好退而求次，去向原孙家产业的员工了解情况了。老方很得力，立刻与工商方面联系调取了海产品加工厂和渔具行新老板的资料，电话打过去，以公安局名义分别要求两处企业所有人员不得离开，等候警方去人了解情况。然后，调派车辆人员，供分赴工厂和渔具行的特案组侦查员差遣。

孙少亭把企业分别出让给两个不同的下家，焦允俊、沙懋麟、张宝贤去了工厂，支富德和孙慎言去了渔具行。焦允俊一行抵达工厂后，得知解放后由于原料短缺的原因（渔民不敢出海，生怕遭到台湾海军舰艇袭击），原先的三班生产已压缩为常日班，工人过剩，如果不是因为政府严令不得解雇工人，至少要裁减一半人员。现在三班压缩成一班，多出来的工人无活儿可干，上班就在厂区闲逛。焦允俊对厂方说，我现在要找一些人调查，你这边既然人员过剩，那就把符合我要求的对象从生产线上换下来，让闲着的工人顶上去，这就不会耽误你们生产了。

焦允俊的调查范围是：1941年发生绑票案之前就在给孙老板打工的老员工;虽然不是老员工，但跟孙家有某种特别关系，比如是亲戚（近亲、远亲、族亲、姻亲等）、朋友（包括邻居）的，哪怕是在转让工厂后招收进厂的，也一个不漏统统请来。这家海产品加工厂有将近两百员工，符合上述条件的有八十四人，都被集中到饭堂，焦允俊向他们简单说了说需要调查的内容，然后就把他们分成三拨，与沙懋麟、张宝贤各主持一拨，请他们回忆孙家少爷被绑票后孙老板实施营救的情况。这些员工发言倒是很积极，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可所说的内容比老方还简单，而且所有人的发言中都没有提及神偷阿七。

侦查员问，是否听说过有一个江湖名号叫神偷阿七的人跟孙老板营救儿子之事有关系？所有员工的反应是相同的，那就是没有反应。

焦允俊寻思，看来孙家对动用神偷阿七这个关系是采取谨慎态度的，保密工作做得很严实。孙老板此举当然是为求自保，否则只怕警察局听到了风声会登门敲诈。可是，老孙这么一来，此刻就苦了老焦了，往下的棋该如何走？突然，他想到了那个去福州找丁行海谈判的账房宋先生，于是拍了两下巴掌发问：“那个宋先生来了没有？就是账房老宋。”

员工中有人说，宋先生是渔具行的账房先生，不是本厂的账房，当时孙家产业总账房是刘老先生。

刘老先生已经退休，不过就住在工厂后面的那条小巷子里，立刻由老方派民警去请到现场，先问神偷阿七，摇头，说没听说过;再问是否知道当初孙少爷出事后孙老板指派宋先生去福州营救之事，老先生说知道，不过是事后才听说的。

焦允俊清楚，像刘老先生这把年纪的人，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个年头儿，生性胆小怕事，一贯小心翼翼，即便知道了情况，也不可能在这种大庭广众的场合透露一个字，就示意老方将其请出饭堂，然后，自己去跟刘老先生单独谈话。果然，刘老先生向焦允俊透露了一些只有他和宋先生以及孙老板三人知道的情况——

孫老板获悉儿子出事时是下半夜两三点钟，当即派人把刘、宋两位平日里视为心腹的账房先生请去，商议营救之法。刘老先生那年五十又五，历经前清、北洋、民国，算得上见多识广，但从未遇到过这等凶险事件，当下除了同情、安慰，却无应对之法。另一账房宋先生，也是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东伙三个议了一阵，刘老先生去了趟厕所，回来后孙老板说刘先生您年纪大了，熬不得夜，这么坐着挨到天亮是不行的，还是回去歇息吧。说着，唤来三轮车夫把他送回家。

次日，刘老先生去工厂上班时，听说宋先生一大早已经动身离开宁波，不知去了何处，但显然是为营救少爷出去的。处理了几桩业务上的急事，就去见孙老板，出于关心问起此事，孙老板果然说已经派宋先生去想营救的法子去了。至于宋先生去了哪里、想什么法子以及营救是否有把握，孙老板只字未露。不过，以刘老先生的观察，孙老板的神色与昨晚的束手无策一脸无奈已经有了改观，因此估计昨晚他回家后孙老板跟宋先生大概是商量出了什么法子。

刘老先生善于思考，当下便回想昨晚发生的情况。当时他去厕所，片刻后回来，孙老板就让他回家歇息，很有可能就在他离开的那段短暂时间里，孙、宋两个已经商量出了一个办法。这个法子应该是宋先生想出来的，而宋显然不想让他知晓是自己想出了这个法子，所以之前并不吐露，一改一向侃侃而谈的风格，变得支支吾吾了。

刘老先生是孙老板的老爸孙景璋招收进来的老职员，一向对孙家忠心耿耿，被孙家两代视为心腹谋士，多年来孙家的所有店务家事从未对他隐瞒过，总是征求他的意见，采纳颇多。这次孙老板的做法使他深感意外，想想有些伤心。当天中午，他为证实自己的猜想是否属实，借故去了趟孙宅，随口跟车夫聊了聊，得知昨晚车夫送他回家后刚返回孙宅（前后不过二十分钟），孙老板就吩咐送宋先生回家了。刘老先生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后来，宋先生劳而无功，营救失利。返回宁波后，来向总账房刘老先生报销差旅费，老先生根据其差旅费票据判断，宋先生离开宁波后，先去了嵊县，在嵊县“永安旅社”住了一夜，然后去了福州。嵊县并非从宁波往福州的必经之路，不过，刘老先生也没有往什么神偷阿七那里去想——直到今天特案组来调查，他才第一次听说神偷阿七这号人物。对于宋先生此举，他一直以来的猜测是，宋先生为营救少爷深入虎穴，跟残暴的海盗打交道，很有可能遭遇不测，把性命给丢了，所以，他在前往福州之前，要回嵊县一趟，跟其家人关照一声，道个别。

听到这里，焦允俊问：“宋先生是嵊县人？”

“是的，他的家小都在嵊县。”

“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家住，而是要住旅馆呢？”

刘老先生也给提醒了：“对呀！这就奇怪了。莫非他那张发票是从旅社虚开的？不过，一夜住宿费不过五六角钱，不至于吧？”

焦允俊立刻前往渔具行，找宋先生当面询问此事。

宋先生名叫宋汉璧，五十二岁，看上去身体不佳，脸色惨白，不时咳嗽，估计患有肺疾。因他是渔具行最老的员工，且是当年绑票案发生后奉派前往福州营救孙少爷的苦主代表，据丁行海反映，他当时是持神偷阿七的亲笔条子过去的，所以，前往调查的侦查员支富德、孙慎言对其非常重视，一过去就先找他谈话。

不过，这小老头儿好像不愿意配合，明的没说，但侦查员问到实质性问题时，他就是一通咳嗽。那种咳嗽，一开始可能是故意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感到嗓子痒痒，喝口水是可以压住的，但他却咳了。这一咳，就像触动了体内的某种开关，继而真的大咳起来，咳得昏天黑地，涕泪齐淌。这种状况，侦查员哪里还问得下去？如此这般，支、孙两个已经跟宋汉璧谈了半个多小时，竟然只记录了大半张纸。

特案组长赶到时，宋汉璧正开始新一轮的剧咳。焦允俊看了笔录，听支富德简述了情况，上前给小老头儿捶背，又吩咐往已经凉了的茶水里续热水。宋汉璧止住咳嗽后，欲起身致谢，被焦允俊按住，俯身询问其患病情况，说宋先生您这毛病要抓紧治疗啊。见宋汉璧面有难色，便知道可能经济拮据——这是初解放时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工薪阶层的普遍遭遇，全国各地几乎如出一辙。这时，宋汉璧盯着特案组长：“同志，您是……”

孙慎言介绍：“这是我们领导，特地从上海赶来找你调查的。”

焦允俊说：“宋先生，我们正在调查一桩案子，其中涉及神偷阿七的情况。听说宋先生当初奉孙老板之命前往福州营救蒙难的孙少爷时，持有神偷阿七的亲笔条子——您别紧张，我们并不调查绑票案，而是要了解神偷阿七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跟您宋先生无关。宋先生一定听说过人民政府的政策，像您这样的跟案情无涉者，提供的情况只要有助于我们的调查，那就属于立功，根据政策立功者可以受奖。至于您的毛病，当然需要立刻治疗。是不是我先给您写个情况说明，您凭这个说明去跟市军管会联系，他们会给您免费安排，至少先把这种撕心扯肺的咳嗽给止住。”

说着，焦允俊从工作手册上撕下一页纸，笔走龙蛇写了两行字，走到门口唤来联络员老方，说老方同志你拿这个条子去军管会办个手续，回头派车把宋先生送医院治疗，先把咳嗽给止住。

宋汉璧连连作揖，激动得又要咳嗽了，一旁的支富德连忙给他捶背抚胸，强压住了。宋汉璧说：“这位长官，你们这样待我，我当然要把我所知道的神偷阿七的情况跟您几位说个清楚，不过，我了解的并不多，可能不能满足您几位的需求……”

这时，老方从对面的中药店买来了几小包止咳特效药川贝粉，先让老头儿服下一包，以便顺畅地接受询问。川贝果然有效，服下之后，宋汉璧的喘咳很快就止住了。他告诉侦查员的情况，表明之前账房刘老先生的猜测是错的——

把神偷阿七搬出来解救孙少爷的主意，并不是宋想出来的，去福州营救孙少爷时所持的神偷阿七的亲笔条子，也不是他直接从神偷阿七那里取得的。那天晚上，获悉儿子出事，孙老板顿时六神无主，情急之下顾不上细虑，即把平时遇事总找来商量的两个账房先生刘兴光、宋汉璧请来。在听刘、孙两人说话时，孙老板也渐渐镇定下来，自己也在考虑对策，请江湖人士出面说情就是他自己想出的主意，但他并不知道什么神偷阿七，而是想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嵊县人王仁夫。

王仁夫是孙老板的舅舅，在嵊县经营饭馆。这人是帮会人士，以前曾和王金发一起从事过反清活动，孙老板估计他跟江湖大佬可能有些关系。尽管这个老舅退出江湖已经多年，但这时却是孙老板唯一的希望。刘老先生去上厕所的时候，孙老板已经盘算定当，事不宜迟，必须立刻派人去找舅舅。究竟派谁去合适？他突然想起宋汉璧也是嵊县人，家就在嵊县，当即决定派宋前往。跟宋一说，宋自然一口答应。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劳累刘老先生，让车夫送他回去歇息了。

宋汉璧赶到嵊县后，下榻于永安旅社，即与王仁夫见了面。王仁夫其时已经收到孙老板从宁波拍发的急电，当下告诉宋说他已与神偷阿七谈妥，请阿七修书一封跟对方交涉。宋汉璧问神偷阿七是否跟“镇海魔”方面熟识，王仁夫说这个就不清楚了，按照江湖规矩，对方不主动告知的情况，别人也不便打听。不过，不管是否熟识，以神偷阿七在江湖上的名头，只要肯答应，那他自然会尽全力。

王仁夫让宋汉璧好好休息，回头他就把神偷阿七的亲笔信札送来。宋汉璧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尽管他家就在嵊县县城，但他知道自己身负重任，时间紧迫，拿到神偷阿七的信札就要出发，所以没回家，也没上街，一直待在旅馆房间里等候王仁夫的消息。

事后想来，可能王仁夫跟神偷阿七的联系也有点儿问题，宋汉璧一直等了七八个小时，到午夜时分，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却不敢上床歇息，只好倚在椅子上打盹儿。王仁夫终于赶到，送来了神偷阿七的一封未曾封口的信札，当场让宋汉璧看了一遍，嘱其天亮后即上路奔福州。

焦允俊听罢，问道：“如此说来，宋先生其实并没见过神偷阿七其人？”

“没见过。”

“那个王仁夫还在嵊县吗？”

宋汉璧说，抗战胜利后王仁夫就举家离开嵊县了，听说去了上海，相帮一位当年一起跟王金发从事反清活动的老兄弟料理公司事宜。

焦允俊与支富德等四人商量后，立刻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与浙江省公安厅电话联系，要求省厅速向嵊县公安局询查王仁夫其人的下落。当晚，特案组获悉嵊县警方的回音：王仁夫及家人已于1946年2月下旬迁离，据说去了上海，地址、职业等均不明。

十、技惊警探

一干侦查员即刻开会分析案情，很快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宋汉璧的陈述，王仁夫应该是接到孙老板的电报才知晓孙少爷出事的，电报应该是前一天下半夜孙老板与宋汉璧把事情谈妥之后才去敲开邮电局的门拍发的，而王仁夫是在宋汉璧到达嵊县当天午夜把神偷阿七的信札送到他手里的。这样算来，满打满算王仁夫也只有不到一昼夜的时间跟神偷阿七取得联系，拿到信札。

值得注意的是，宋汉璧曾告诉侦查员，他抵达嵊县伊始和王仁夫见面时，王就告诉他说已跟神偷阿七说过请其出面相帮营救之语。也就是说，王仁夫在接到电报后到宋汉璧抵达嵊县的这段时间里，已经想出对策，并与神偷阿七谈妥了这一系列环节，由此判断，神偷阿七当时应该就在嵊县待着。既然王仁夫能够轻而易举见着神偷阿七，看来两人以前有过交往，神偷阿七没有向王仁夫隐瞒自己的江湖身份。因此众侦查员判断，神偷阿七可能就是嵊县人氏，或者虽然不是嵊县人，但当时他是住在嵊县的。

那么，应该怎样查访神偷阿七呢？焦允俊说宁波离嵊县不算远，百把公里，咱们向宁波市局要辆汽车，直奔嵊县查摸线索。另外，王仁夫已经举家迁往上海，那就给老郝发份加急电报，请他和小谭设法调查王仁夫的下落。

决定之后，立刻行动。焦允俊向宁波市公安局要了辆中吉普，五人连夜前往嵊县。次日，一干侦查员调查了一天，既没有打听到王仁夫离开嵊县后的情况，也没探得神偷阿七的线索。正在烦恼时，忽然接到嵊县公安局转送来的郝真儒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焦允俊一看之下，不禁大喜过望——

郝真儒、谭弦两人从杭州回到上海，途中，郝真儒就盘算着应该先去上海的哪所洋学堂进行调查。回到驻地，意外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上海市公安局秘书处新印的内部资料《旧上海社情拾遗》第三、第四两辑，厚厚的就像上下册的长篇小说，内中有大量解放前外埠江湖人士来沪活动的情况，自是如获至宝，决定暂时把调查洋学堂之事先放一放，和谭弦一人一册仔细阅读。

谭弦在读第四辑时，发现其中有篇文章写到了神偷阿七其人，明确其系浙江嵊县人氏，大约出生于本世纪初，大名不详，小名阿七，读书读到初一，因家庭发生变故被迫辍学，之后出家当过和尚，云游四方，其间得遇异人，学得一手神出鬼没的偷窃本领。这人作案不多，但每起案子都作得漂亮至极，叹为观止，警方的侦查全部落空，江湖人士遂送其“神偷阿七”的名号。文章作者称，1932年夏末，神偷阿七曾来过沪上，受到海上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分别接待，张啸林宴请时，作者在场，与神偷阿七有过交谈。

郝真儒、谭弦立刻通过市局秘书处联系到了作者杜嘉恒，于11月5日下午在静安寺一家咖啡馆跟杜见面。

杜告诉侦查员，三十年代时其系上海滩一家小报的记者，因其舅父与张啸林相识，凡是有张参与的活动，他都尽量争取到采访机会。那次张啸林宴请的主客不是神偷阿七，而是北方的一个帮会头子秦某。杜月笙揽下了一应接待，张啸林认为有必要跟对方认识一下，就在南市“大鸿运”订了包房宴请。神偷阿七是随秦某一起来的，不知与秦某是什么关系。因为不是主宾，就和杜嘉恒一起坐在附席。在场有朋友向杜介绍了神偷阿七，席间，杜跟神偷阿七聊了聊。原是想挖些材料写连载的，不料神偷阿七很谨慎，出奇低调，杜所获材料无几，别说连载了，就是寻常通讯也写不了，事后就没有成文。直到解放后应公安局的要求写内部资料，才写出了这一段情况。

郝真儒对此已经比较满意了，不料往下还有惊喜，正准备结束时，杜嘉恒忽然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用黄裱纸包着的照片，说这是那天宴席结束后，由照相馆请来的摄影师拍摄的一张合影，第三排左起第三、第四人就是他和神偷阿七。

照片不是很清晰，放了十七个年头，表面已经发黄，还有霉斑。杜嘉恒说可以请照相馆处理，应该可以弄得清晰些。和杜分手后，郝真儒、谭弦立刻去了照相馆，要求作为急件处理，尽可能恢复清晰度。出于谨慎，郝真儒让谭弦留在照相馆现场监督，他则回驻地整理跟杜嘉恒的谈话内容，以便作为材料留存。

郝真儒回到特案组驻地，刚把谈话内容整理好，谭弦拿着照相馆技术处理过的照片回来了。一看，果然清晰了不少，上面的神偷阿七三十岁上下，貌不惊人。这的确是一个意外收获，不过，尽管有了照片，距找到神偷阿七其人还是差得远。往下怎么进行？正好，焦允俊的电报到了，要求他们寻找王仁夫的下落。上海这么大，只知道一个王仁夫的名字，找起来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郝真儒思忖片刻，觉得还是应该回到此次回上海的主要任务上，即调查孙敏初上学的那所洋学堂。孙家大少爷的学籍材料里应该有比较详细的亲属关系记录，当然，王仁夫不过是孙少爷的舅爷，学籍档案里不一定会记录下来，但若是找到了其他亲属，通过他们，就有可能找到王仁夫的下落了。

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立于1879年，初名圣约翰书院，1881年该校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也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该校长期由外国教会势力直接掌控，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该校被解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本案发生时上海已经解放，圣约翰大学仍以原名示世，属于私营大学。不过，虽然表面上还是维持旧状态，但内部机构以及管理模式已经按照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命令作了调整，比如组建了保卫处，由上海市公安局指派专人进驻对保卫工作予以指导。此刻，郝真儒、谭弦两人就是先找了负责指导该校保卫工作的市局陆纪明科长。

已是即将下班的时候，陆科长听侦查员说明来意，马上给档案室打电话让安排两人临时加班，协助侦查员查找档案。洋学堂的管理水平令人惊叹，尽管经历了抗战和解放战争，但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档案仍旧保持完整，毫无缺失。侦查员出具借据后，把有关孙敏初的全部档案带回了驻地。

档案中除了录取成绩单和入学登记表是中英文填写的外，其余全部是英文。幸好郝真儒、谭弦两人一个曾在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过内勤，另一个是教会中学毕业，后又进交通大学读书，于英语不敢说精通到何等程度，但面前这份档案材料还对付得下来。一番浏览后，发现其中一篇入学复试时的英语作文似有价值。

为防止招考中有舞弊现象，圣约翰大学每年秋季开学迎接新生时，必对新生进行文化复试，其中一篇英语千字文是雷打不动的必试内容。当然，题目年年在变化，就像高考出作文题一样。1939年孙敏初入学时写的那篇英语作文的题目是《雨后》，体裁可以在记叙文、散文两种中任选一种。孙敏初当时挑选的是记叙文，写的是他拒绝家人的陪送坚持独自赴沪报到入学，预先父亲已给上海的舅舅（他的舅公）发了电报，让派人去十六铺码头迎接。他是头一次来上海，当时又刚刚下过雨，空气清新，雨后的上海别有一番景致。他有心体验一下在十里洋场单独行路的感受，于是买通船上的茶房，由茶房相帮把自己从船员专用通道送出了码头。出了码头后，他也不乘出租汽车或者黄包车，就一个人提着行李挤电车，尽管出了一身汗，还是顺利找到了舅公在公共租界加尔各德路（今杭州路）的家。

侦查员仔细阅读了这篇英语作文，认为加尔各德路的路名应该无误，与旧上海租界地图上的英文写法完全一致。事不宜迟，他们立刻前往杨树浦分局，要求分局协助调查孙敏初的舅公王仁樵的情况。

运气竟然出奇地好，分局的调查表明，王仁樵自民国前期入住该址后没有搬迁过。不仅如此，侦查员和王仁樵见面后，发现这个年近八十的老者头脑还十分清晰——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银行工作的原因吧。

侦查员跟他的交流很顺利。他告诉侦查员，他们要找的王仁夫是他的弟弟，以前在嵊县经营饭馆，抗战胜利后举家来沪，与人合伙经营一个专做舶来品生意的公司。上海解放后，舶来品生意做不成了，但公司被军方征用，让全部股东继续工作，在军代表领导下，从事新政权的物资调配和运输业务，按月发给薪水和大米（初解放时大米供应紧张，发大米是一种优待）。

郝真儒、谭弦随即驱车前往王仁夫在北京路的住所，终于打听到了神偷阿七的确切下落。返回特案组驻地，郝真儒起草了一份密电，交市局内部电台拍发嵊县公安局，速转焦允俊。

焦允俊收到这份密电后即刻行动，先与县公安局取得联系，出于保密需要，没说已经查摸到了神偷阿七的下落，只要求马上提供县城城隍庙对面那家香烛店的店主陈瘸子的具体住址。嵊县警方连夜调阅户籍资料，查明陈瘸子是个五十挂零的单身汉，香烛店就是他的家，靠大街的一侧是店面，内间是卧室，后面有个小院子，两侧分别搭着两小间草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制作香烛的作坊。

随即，焦允俊要求县公安局出动七名精干民警，携带武器，配合特案组行动。另外，在县局后院准备两间空房作为特案组的临时办公点，指派一名副局長负责警卫工作，人犯归案后，不准任何人进入后院。同时，起草了一份密电，待抓获陈瘸子后拍发上海，让郝真儒、谭弦立刻赶往嵊县。

11月7日凌晨三点，熟睡中的香烛店主陈瘸子被捕，押送县公安局，由焦允俊、沙懋麟讯问;支富德、孙慎言留在香烛店，率县局侦查员进行搜查。

陈瘸子被押到公安局后，焦允俊对待他就像对待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一样，不但摘下了手铐，两人踞桌对坐，有茶有烟，还有特意准备的夜宵。如果郝真儒在场，肯定会对焦允俊的这些优待措施感到不满，甚至是提心吊胆——既怕案犯逃脱，又担心这种优待传出去后会被内部同志议论，成为挨批评甚至挨整的理由。

陈瘸子也不见外，自顾抽烟喝茶。一支烟抽完，焦允俊说陈先生，来得匆忙，我们这边准备仓促，临时弄了点儿土茶，您喝着可能不顺口。陈瘸子笑笑，说香烛店最近生意不好，我现在已经在喝茶末了。随即话锋一转：“你们深更半夜把我弄这儿来，不是为了请我抽烟喝茶聊天吧？有话不妨直说，免得耽误了你们的公事。”

焦允俊言归正传：“民国时期江湖上有个神偷阿七，不知陈先生是否听说过？”

陈瘸子抱拳：“正是在下。”

“好！爽快！”焦允俊又给对方点上一支烟，“愿闻其详。”

陈瘸子本名陈慕仙，字灵圣，1900年出生于嵊县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先上私塾后进小学，小学毕业后又考进了初中。但只读了一个半学期，家庭遭遇不测，父亲为土地及用水之事得罪了同村一郁姓地主，郁地主勾结土匪将其一家六口杀害，房屋烧毁。陈慕仙因在县城读书，得以幸免。家道败落，书当然没法儿再读了，就出家当了和尚。两年后，陈慕仙为增长见识，离开寺庙四处云游，至十九岁返回浙江时，他的足迹已踏遍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多地，其间得遇异人指点。

与异人分手时，对方关照他，回浙江老家后，不宜再做僧人，应该还俗——直到现在，陈慕仙也没想明白这番叮嘱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笃信异人之语，回到浙江后立即还俗。他没有回家乡嵊县，而是在宁波岳庙旁边搭了一间茅草小屋栖身，以做挑夫谋生。

陈慕仙很快就在宁波的挑夫行里出了名。看上去，他不过是一个寻常小伙子，一米七的身高，因为比较瘦，所以显得略高些，四肢并不发达，但力气却特别大，而且耐力强，别的挑夫挑一担八九十斤的行李，最多走一里地就得换肩，三里则定须歇脚，而陈慕仙挑着百多斤的担子，可以从头至尾跟着黄包车走上三五里甚至更长距离毋须换肩，走小半天不用歇脚，这是一;其二，他是出了名的善心，肩上挑着担子在赶路，脸上还笑眯眯地跟人打招呼。

更不同寻常的是，他还经常接受人们的委托，顺路捎带一些小东西，诸如菜篮子、几样用粗草纸包扎的桂圆、蜜枣等南货店礼品，有一次甚至是一个婴儿。这还不算，他还捎带脚帮饭馆送外卖，一手扶着肩上的担子，一手托着餐馆的木盘，内盛四碗馄饨，一路叫着“借光”行走如飞，馄饨送到一里半外的人家时仍旧热气腾腾，碗里的汤水不会洒出来分毫——这种捎带小东西的活儿全部免费，不收分文。

宁波城里有些不服气的挑夫，也想这样试一试，但一段时间下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手里托着盛馄饨、汤圆的盘子，肩上压着重担子，脚下要照常迈步，时不时行走于坑坑洼洼的道上，人体就很难找到一个能够适应全身活动的平衡点。这不光是个力气活儿，还需要精湛的技巧以及超乎常人的心理素质。

陈慕仙一连做了五年挑夫，有一天忽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他是宁波城的一道流动风景线，人们茶余饭后自是议论纷纷，对于他的去向作着多种猜测，就是没想到他已经按照异人师父的指点完成了第一步修炼，在深山里隐居下来，开始进行下一步修炼了。这一修炼，又是三年，到二十七岁那年陈慕仙出山行走江湖时，他已经掌握了一名顶级大盗的诸般技能，还自己研制了一些作案工具。从此，江湖上就出现了一个人称神偷阿七的大盗。

说到这里，陈慕仙特地向焦允俊说明，“神偷”之说尚可理解，因为他的作案手段是独一无二的，可为什么别人管他叫“阿七”，连他自己也不清楚。通常，“阿七”应该指的是排行，可他在家里排行第四，又没有参加过什么帮会，所以，“阿七”指的也不会是帮会排位。要说是异人师父的第七个弟子吧，可据他所知，师父只收过三个弟子，他是最后一个，要排的话他也只能排第三。再说，江湖上除了他之外，并没有听说过还有第二个用同样手段作案的。

当初异人师父传授技艺时曾征求过陈慕仙的意愿，盗技和暗器任选一种，学成后各有限制。陈慕仙选的是盗技，师父给出的限制条件是，每年只能作案一起，所获不为私用，只能用于社会公益，比如建庙修桥筑路赈灾之类。后来与师父分别时，师父叮嘱他返回浙江后还俗，便猜测师父是暗示他日后用盗来的钱财建造一座寺庙。还俗是为了不被人追查出根底。

从1927年到1937年，陈慕仙每年作案一起，1935年南京中央饭店的窃案就是其中之一，作案后随即把股票廉价转让给一位偶遇的老江湖。然后他去了杭州，听说舟山海盗头子“百帆王”王子舟叫板杭州黑道之事，尽管他不是帮会人士，跟杭州黑道也没有任何来往，但他认为江湖争斗之风宜熄不宜兴，否则于所有走江湖的人士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没有益处，遂使出手段警告“百帆王”，平息了这场江湖纠纷。

陈慕仙告诉焦允俊，他的所谓“神偷”之称其实名不副实。1930年他去上海租界作第四起案件，得手后被包打听盯上，他却浑然不知，携赃返回下榻的旅馆。密探给巡捕房打电话时，被张啸林的一个手下听到，马上报告了张啸林。张即派人去旅馆接陈慕仙出来。当时情势惊险，接他的人比巡捕先一步赶到，但紧跟着巡捕就来了，包围了旅馆。幸亏那家旅馆是帮会人士开的，墙中间辟有夹层，神偷阿七藏匿于内，躲过了巡捕的搜捕。

事后，陈慕仙向张啸林磕头拜谢，述说经历，表示自己虽然身怀绝技，每年作案，却并无动用重金之意，唯恐违背师父嘱咐，意思是他没法儿用钱财回报张的搭救之恩。张啸林表示理解，只要求他今后不可在沪上作案，但若是来消遣，青帮一定会好好招待。陈慕仙何等聪明，知道张这是在笼络自己，以备日后有需要时请他出手相助。果然，抗战爆发后，张啸林成为汉奸，曾派人到嵊县请神偷阿七赴沪。但那时陈慕仙已经成了瘸子，以此为借口拒绝了。

据陈慕仙说，他作案十起所获赃物赃款，后来并未捐赠佛教界建造寺庙，而是在抗战爆发后分赠数支抗日军队以及战死将士眷属。接着就说到了他腿瘸的原因。抗战爆发后，他从杭州返回嵊县，在慈溪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拉夫，次日应差途中遭日寇飞机的轰炸扫射，右腿负伤，成了瘸子，从此只好告别江湖，在嵊县开了家香烛小铺谋生至今。

这时，刚从香烛店返回的支富德进门，悄声告诉焦允俊，香烛店搜查完毕，无甚发现，并询问是否立刻对陈慕仙平时的活动以及来往人员等情况进行调查。焦允俊沉吟片刻，点头同意。

支富德离开后，焦允俊问：“陈先生，你刚才说根据那位异人师父的指点，你自制了不少独门行窃工具，那么，这些物件在什么地方呢？”

刚才支富德进屋，陈慕仙便猜测到公安搜查过香烛店了，当下微微点头，说我残废后，决定退出江湖，那些东西全部销毁了。不过式样和打造方法还记得，如果您认为有必要，我可以画出来，一一写上如何使用。不过，使用者需要一定的技能基础，否则，空有器械，恐怕也没什么用处。

焦允俊微叹一口气：“不瞒陈先生说，我在寻找你下落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假冒神偷阿七的家伙，所以，光凭你的陈述，难以证实阁下是货真价实的神偷阿七，你说对不对？”

陈慕仙表示理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是神偷阿七本人。”

“如此那就劳驾了。”焦允俊遂朝门外打了个手势，门外站着的侦查员沙懋麟、张宝贤走了进来。

陈慕仙朝他们看看，说要不请长官唤一个背挎包或者手枪的同志进来吧。于是，焦允俊又叫来了四个穿军装佩武器的公安人员，还让其中两个背上了牛皮军用挎包。临时用于作为讯问室的这间屋子不大，七八个人一站，转身的余地都快没有了。

焦允俊冲陈慕仙做了个请的手势：“劳驾陈先生亮出技艺。”

陈慕仙站起来，也没见他做什么动作，伸了个懒腰，倏地迈步，离开原地在几个人之间疾如闪电似的穿梭了一个来回，瞬间返回桌前，嘴里说声“献丑”，将一把套着皮枪套的手枪放在桌上，随后落座。焦允俊叫声“好”，目光炯炯扫视那四位县局的公安人员：“这是哪位的？”

那几个已经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连忙伸手去摸身后的武器，其中一位摸了个空，这才发现身上只剩下了连接枪套的皮带，皮带的两端已被割断，顿时脸红耳赤，目视地面，一副恨不得找条缝钻进去的样子。

焦允俊查看被割断皮带的茬口，显是“快口”所为。可是，陈慕仙被捕时是搜过身的，未发现其藏匿利器，他此刻用来作案的“快口”是从哪里取出来的？又是怎么放回原处的？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这人竟能完成取“快口”、割断枪带、取枪、收好“快口”这一系列动作，而且是在迅速移动中完成的，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陈慕仙坐在桌前，气定神闲，悠然品茗，用带着笑意的眼神望着焦允俊。焦允俊在他对面坐下，指指桌上的手枪：“请陈先生指教。”

陈慕仙伸出左手无名指，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白铜打造的戒指，上有一个“V”形图案。那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金店银楼普遍出售的庆祝抗战胜利的纪念戒指，分白金、黄金、白银、白铜四种，以白金为最珍贵，但那是上海八大银楼联手推出的限量版;其余三种，以白铜最贱，在社会上流传较多，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佩戴。

焦允俊见陈慕仙亮出这样一枚寻常百姓佩戴的戒指，心下狐疑，莫非其中有什么奥秘？果然，只见陈慕仙用右手手指对准铜戒指上的“V”形图案轻轻一扳，竟然露出了细如街头修鞋皮匠使用的纳鞋针大小的一枚“快口”。陈慕仙把“V”形图案合上还原，把铜戒指摘下来，递给焦允俊。

焦允俊照陈慕仙的样子把“V”形图案打开，仔细察看里面的“纳鞋针”。那是一枚三棱形状的针尖，尖头不像寻常针头那样是圆的，而是扁的，如果把它放大，就是一把既能垂直刺入又能进行横向切割的特制刀具。刚才，陈慕仙就是用它割断了皮带，轻巧地接住了掉落下来的手枪。这一手技艺，说说容易，寻常人做起来只怕难如上青天。

焦允俊把戒指放在桌上：“佩服！”

陈慕仙说他早已歇手，抗战胜利后县商会给每户商家发了一枚白铜纪念戒指，看着忽然技痒，就动手改制了这么一枚隐蔽的“快口”。因为已经离开江湖，制作好后连试也没有试过，今晚还是第一次用。说着，他把戒指推向焦允俊，说送给长官留个纪念。

焦允俊又把戒指拿在手上把玩了片刻：“陈先生最近出过门吗？”

陈慕仙摇头：“我自残疾之后，至今没有离开过嵊县一步。”

稍停，焦允俊又问：“那么，你是否收过徒弟呢？”

“没有。当初与师父分手时师父曾关照说，以我学得的这点儿皮毛，一辈子不可收徒授技。陈某敬奉师训，这些年来从未有过此想。”

焦允俊沉吟：“這就奇怪了……”

陈慕仙盯着焦允俊：“长官，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案，才让诸位怀疑到我身上？能不能跟陈某说说，说不定我能帮上些忙。”

十一、重新核查

这时，支富德主持的对陈慕仙的社会关系以及最近是否离开过嵊县的调查结果尚未报来，但焦允俊主观上已经否定了陈慕仙涉案的可能。所以，他决定把福州发生的密件失窃案简况告诉陈慕仙。当然，不可能向对方透露失窃的是密件，以及失主的身份，只能说发生了这么一起案件，失窃的是一口挎包，他们这些参与侦查的人员也不清楚挎包内装着什么东西。这个说法，不单是针对陈慕仙这样的审查对象，就是对公安机关内部也是这样的口径。至于那些公安干部是怎么想怎么私下议论的，那是他们的事儿。

陈慕仙听了，倒抽一口冷气，说陈某离开江湖已经十余年，想不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福州那案子，听下来手法与陈某相同，这就奇怪了。这种手法，其实不难，但讲究的是多年打基础，比如师父传授技法之后，让我先做至少四年挑夫，而且要做得与众不同，担子要重，步子要稳，肩头有担，手中还须持物，不是重物，而是越轻越好，轻到一根鸡毛，不能攥在手里，而是要拖在手心，脚下如风，手中的鸡毛却不会飘落;还得专拣不平坦的道路行走，走路的时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仅仅是技法训练中的一小部分，其他内容更是繁不胜言。

焦允俊问：“依陈先生之见，作案人是否与阁下师出同门？”

陈慕仙说绝无可能，师父当初说过，我是他的第三个弟子，也是最后一个，也就是江湖上所谓的“关山门弟子”。确切地说，我只算是师父的半个徒弟，师父百艺精通，他的好多本事我都没学到。在我之前的两个弟子，一个早已殒命——据说是为情自杀，另一个早年远走高飞去了海外，如果现在还活着，也该是七十来岁的老翁了。依我估断，您所说的那个在福州作案的家伙，可能是自学成才。

焦允俊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支富德那边调查下来，这个陈慕仙确实没有涉案的话，是否可以把他请到福州去相帮破案？这当然是一桩大事，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特案组长能拍板决定的，得走程序——先是特案组党支部形成决定，然后报告特案组的直接领导，即被焦允俊私下称为“老大”的馬处长。马处长也拍不了板，要向华东公安部请示，华东公安部可能会把这件事上党组会议讨论。最后，没准儿还得报告北京。当然，如果部领导魄力大些，也可以不报告北京，因为华东公安部是有权决定这样做的。现在，焦允俊先要等特案组党支部书记郝真儒从上海赶到嵊县，然后召开支部会议讨论。

这时已是11月7日上午九点，焦允俊就对陈慕仙说，先吃点儿东西，我让人给你安排地方好好睡一觉，回头我们还要谈话。案子正在调查之中，你还不能自由活动，这是规矩，请陈先生理解。

焦允俊自己也去县局食堂吃了点儿东西。一夜未睡，感到有些疲乏，正要打个盹儿的时候，支富德来汇报对陈慕仙的调查结果：一共出动二十一名侦查员，分头向一百三十九人进行了调查，重点是陈慕仙经营香烛店的开始时间以及经营情况，陈平时的生活状态、来往社会关系、是否参加过帮会或组织、是否离开过嵊县，等等。调查结果与陈慕仙向焦允俊所作的陈述内容完全相符，也就是说，没有发现陈慕仙与密件失窃案有涉。

如此，焦允俊打定主意，要把陈慕仙作为技术力量，请他跟特案组前往福州协助破案。他看看眼前的支富德，很想把自己的想法跟对方聊一聊，他认为支富德应该会支持的。但终于还是忍住了。支富德是特案组党支部的三名支委之一，焦允俊觉得，还是先跟郝真儒商量过后再征求支富德的意见比较好，否则，会被郝真儒认为这是两人合伙绑架他。

这天下午两点，郝真儒和谭弦两人从上海驱车抵达嵊县，继而举行支部会议。焦允俊原以为要费一番口舌，闹不好郝真儒坚决反对，会让自己的想法泡汤。出乎意料的是，郝真儒没有任何犹豫，马上表示支持，支富德也赞成，于是形成决议，起草密电拍发上海。

华东公安部对这个案子的进展情况极为关注，焦允俊每日至少两次拍发密电汇报工作，领导对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如何进行可能已有所考虑，焦允俊甚至怀疑考虑得“所见略同”，所以在下午六点就收到了回电，称“对陈允许有条件使用，但须严加监督，不得放纵”。焦允俊大喜，对郝真儒说“不得放纵”显然是针对焦某人所说，领导提醒得很到位，老郝你可得多加留意，否则监督俺不到位，你可是要连坐的。

没想到，跟陈慕仙一说，他却不肯去福州。他的理由是，如果警方认为他没有涉案，那就应该立刻恢复他的自由，如果要追究他在解放前作的那些案子，那就逮捕法办，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现在，特案组却不提这些，单单要求他去福州协助调查，这算是怎么回事？

焦允俊其实明白对方的意思，无非是想让特案组对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有个说法——既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那警方随时都可以收拾他的，他不想提心吊胆过日子。焦允俊的内心倾向于不再追究陈以前作的案子，但这需要郝真儒的支持，他才可以继续往下操作。于是他对郝真儒说：“老郝，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无非是做思想工作嘛，你的强项。”

郝真儒还真是有点儿憷头：“我很少跟江湖人物打交道，他们的那一套，我怎么学得来？”

焦允俊说：“哪儿有那么麻烦？你对他客气些就行了，不要秋风黑脸的。神偷阿七那样的江湖人物，最好面子，给他足够的尊重，他自然会识相。而且，我跟他聊了这么久，我感觉这个人是比较通情理的，不会像小混混儿那样胡搅蛮缠。”

郝真儒只得硬着头皮去了。跟陈慕仙谈话的时候，真正做到了和颜悦色，刚开始也谈得蛮好，后来说到去福州协助破案时又卡壳了。神偷阿七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对他这次被捕要有个说法，相当于书面结论;二是此次去福州协助破案算是什么性质？是否可以根据共产党“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折抵他在解放前作的那些案子？如果可以，那就给他出具一份书面决定。至于奖励，他就不要了。

郝真儒听着，觉得头大了一圈。这是涉及政策的问题，书面结论也好，书面意见也好，都需要有确凿的依据。即使急电上级批准了，也得让眼前这位把解放前所作的那些案子一一写出来，形成书面材料，再跟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查阅原国民党警察局的刑事档案，弄清楚是否发生过这样的案子，逐一核实。这一番动作下来，即便特事特办，开足马力，没有十天八天只怕无法完成。而密件失窃案火烧眉毛，哪里等得了这么些时间？

没办法，郝真儒只得对焦允俊说，我实在应付不了，只有请你老焦同志披挂上阵了。焦允俊问了原因，说这是合理要求，给他出一份书面意见不就得了？郝真儒说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再说，对这种角色不能轻易迁就。我们可是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政府和他打交道，应该时时刻刻考虑后果和影响。焦允俊摇头叹息，说承教承教，我明白了，还是由我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吧。

焦允俊这一去，先找的却不是神偷阿七，而是嵊县公安局领导。也不知他是怎么跟人家沟通的，反正没费多长时间就把人家给说服了，以公安局名义给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内容完全符合神偷阿七的要求。然后，拿着这份意见去跟陈慕仙谈话，立刻把这件事搞定了。

返回后跟郝真儒一说，老郝惊得瞠目结舌，瞪着特案组长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焦允俊说这下不就解决了吗？既跟特案组没有丝毫关系，也符合办事原则——本来嘛，即使同意给他出这份书面意见，也不该以特案组的名义。因为追究他历史上的作案情况并非特案组的职责，而是应由地方公安机关负责。就算是勉强以特案组的名义给出书面意见，日后只怕也无效，没准儿到有人想追究神偷阿七的时候，特案组已经完成使命散伙了。所以，请地方公安机关出具这么一份书面意见最为稳妥。而且这么一来，也不必由我们特案组上报领导审批了，地方公安机关自有说法。

郝真儒终于回过神来，说这不是打擦边球吗？这样干行吗？焦允俊说擦边球也是球，而且是好球，运气不好智商有限的人还打不成呢，只有你我这样的好同志才行。郝真儒瞪他一眼：“别扯上我。”

话是这么说，但他也明白，这事如果不这样处理，真的没有其他办法说服神偷阿七了，也就无话可说。这当儿，焦允俊已经笔走龙蛇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求上级速与华东军区空军方面联系，派飞机送特案组飞赴福州办案。

11月8日中午，特案组一行连同神偷阿七飞抵福州。由联络员老俞安排用过简单的午餐后，立刻投入侦查工作。之前，焦允俊已经跟陈慕仙聊起过应该如何开展调查之事，陈的意思是，先让他察看当时在“金仁泰百货行”现场被作案者割断的挎包背带再说，因为之前给他看的那张照片拍摄得不大清晰，他看不清背带茬口的细节，当面看实物可能会好些。

特案组从福州赴杭州、南京时，把之前在当地获取的物证和材料都留下了，由福州市公安局陆政局长亲自保管，存放于局长办公室的保险箱内。于是便由联络员随同郝真儒前去取来，在特案组临时驻地请陈慕仙鉴定。实物看起来就清楚多了，陈慕仙看过背带被割断的茬口，马上摇头，说这贼人是半路出家，自学技艺尚在初级阶段。

焦允俊忙问：“这话怎么说？”

陈慕仙把放大镜递给特案组长，说您看看这两根背带的茬口就清楚了。焦允俊仔细察看，果然如此：一根是从嵊县带来的夜审神偷阿七时由其当场割断的县局侦查员枪套的背带，茬口平整、光滑;另一根就是机要专员被窃时割断的挎包背带，茬口在放大镜下隐约可辨有断层痕迹。陈慕仙说，这表明案犯下手时并非一割而就，而是用了三次力才割断的。

有侦查员问这是案犯的技艺问题还是其使用的“快口”质量的原因，陈慕仙说应该是技术不到家。这人是闻听江湖上有人以此手法作案，据此自己练习，却不知其中奥秘，而且手上功力不够，碰上这种厚而牢固的挎包背带，只能分三次割断皮带了。

郝真儒问：“陈先生认为他使用的作案工具怎么样？”

陈慕仙说：“从茬口痕迹估计，这人的作案工具并不是像我这样的一枚戒指，而是一把类似医用手术刀的特制‘快口。从适宜于用劲的角度来说，这件‘快口的后半部分应该比较厚，相当于一把小刀的刀柄;刀柄位置可能还使用了压花或者雕花工艺，就是用机械模具或者手工，压制或雕刻花纹，以便增加手指和刀柄之间的摩擦力，便于捏紧刀柄用劲儿。这件‘快口的质地不错，应该是国外的特种合金钢，既硬又韧，古代谓之精钢，自然精贵得很，现在当然比较容易获取了。”

焦允俊说：“以陈先生高见，就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情況，应该怎样查找这个作案人？”

陈慕仙听着，沉吟不语。

侦查员沙懋麟说：“是否可以从‘快口原料方面着手调查？”

陈慕仙缓缓摇头：“如今战乱刚刚平息，如果这人的原料是战争时期通过某种手段得到的，到哪里去查？”

稍停，陈慕仙见众人不语，可能认为是暗示让他回避，于是起身告退。焦允俊把他送出门，请联络员安排陈慕仙去休息，临别握住他的手：“请陈先生相帮再想想办法。这个案子非常要紧，时间又紧迫，实在耽搁不起。”

陈慕仙走后，特案组继续讨论，七嘴八舌议了一阵，张宝贤想到了一点：这种作案手法从未在福州出现过，可以认定那是外地来榕（福州简称榕城）人员。既然有这等作案水平，很可能是职业盗窃犯。他初到福州，是否会按照江湖规矩向本地这方面的大佬拜码头？

郝真儒认为不太可能，因为福州的十七个最有名气的惯窃都已抓捕，一一提审过，他们并没有说到这个情况。孙慎言却赞成张宝贤的想法，说会不会那些惯犯中有人故意隐瞒了这一点？这么一说，大伙儿就都认为有就此进行重点讯问的必要。

焦允俊和郝真儒正商量人员分工时，联络员出现在门口，说那位陈先生（福州方面包括陆政局长在内都不知道此公就是神偷阿七）要求立刻见焦组长。焦允俊一跃而起，说声“有戏”。

焦允俊的预感是准确的，神偷阿七回到休息处之后，对此事继续进行了一番冥思苦想，最终想明白了一点。现在，他对特案组长说：“我听您说过，那天案子发生后，苦主立刻在百货行门口拦下顾客，待公安民警到达后对他们一一搜了身，不过没有发现赃物。当然，也没有发现作案工具，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作案工具。”

焦允俊说：“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到现在还认为作案者在苦主发现失窃前，已经携赃物离开了现场。”

神偷阿七又问：“那些被拦下的人，公安局都记下了他们的姓名、住址？”

“是的，全部是福州市区的居民。”

“有一个法子可以甄别这些人中是否有那个下手作案的家伙——根据当初我苦练以暗藏在戒指中的‘快口割断皮带的经验，這活儿很费劲，必须每天无数次重复练习。当时，我的手指佩戴戒指的部位红肿、开裂、化脓，伤愈后继续练，练久了旧伤又被磨破，如此反复，最终才达到了一挥而就的程度，而我手指上的皮肤已经变成了这副样子。”神偷阿七伸出了他的左手无名指，靠近手掌那一段的皮肤与其他部位明显不同，颜色暗红，抚之坚硬似铁。神偷阿七捏捏那个位置，“我整整十二年没有下过手了，再也没有温习过‘功课，手指尚且是这副模样，而那个作案的家伙是用两个手指捏着刀柄——估计应该是右手，但不管左手还是右手，都须经过长时间苦练，那就势必留下明显的痕迹。这种痕迹，可能终生都褪不掉……”

焦允俊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你是说重新对这些人进行调查，只要发现谁的手指头有异样，那就是作案人了！”

郝真儒表示赞同：“对！还有百货行包括老板在内的全部店员也得重新核查。”

谭弦在一旁说：“刚才听老俞说，今天全部店员都集中在百货行程老板家，商量联名给公安局陆局长写信，要求解决停业期间的生活补贴呢。”

焦允俊说：“那正好，老郝咱俩走一趟，一方面安抚，顺便检查一下每个人的手指。”

两人马上前往百货行，但检查的结果让他们失望，所有人的手指都是正常的。焦允俊的脸色受情绪影响，肯定很不中看;郝真儒倒还可以，临走时还告诉老板，继续配合调查，店方暂停营业期间受到的经济损失，事后政府会用税额折抵的方式予以补偿，所以店方应照常向店员发放全额薪水。

稍后，就该对案发当日在场的那些顾客进行核查了。这些顾客分布于全市五个区，得先通知分局，由分局通知相关派出所，派出所再通过居委会通知他们去分局集中，由特案组除焦、郝二人之外的其他五位侦查员分赴五个分局逐个核查。可是，对那些顾客一一检查下来，竟然没有发现任何人的手指头有异样痕迹。

听到这个结果，焦允俊大感意外，郝真儒也感到不解，说难道那个家伙果真已经逃离现场了？焦允俊想了想，分别致电守候在各分局的特案组另五名侦查员，命令他们暂勿允许那些顾客离开，听候后命。

在回驻地的路上，焦允俊和郝真儒交换了意见。郝真儒说起了当年他在上海租界巡捕房当刑事部内勤时遇到的一桩案子，在那起案子里，案犯买通他人顶包，如今这种情况，是否也有顶包的可能？一语提醒了焦允俊，马上电告五位侦查员，对全部顾客的身份进行核查！

这一查，就有情况了。

十二、原来是他

分别在全市五个分局的沙懋麟、支富德等五名侦查员接到焦允俊的电话后，立刻请分局方面通知接受核查顾客居住地的派出所，让他们派员去分局，协助辨认这些顾客是否是本人正身。结果，小桥公安分局民警老唐发现一个名叫邢开先的顾客名不符实。

邢开先，二十二岁，无业，其父原在煤球厂做采购员，下乡采购原料时遭遇土匪，挨打受伤，不治身亡。十二岁的邢开先被送进寺庙当了和尚，十八岁时自己作主还俗。他在出家时曾跟一位中年僧人学了气功和散打，还俗后常练不辍，据说平时跟人交手战绩还不错，所以自有不合法的经济收入，过着一份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日子。

10月31日“金仁泰”搞促销活动那天，邢开先是前往选购打折商品的顾客之一，这次与其他顾客一样被通知去公安局接受核查，结果被发现其本人没有到场，而是由邻居小王冒名顶替。被识穿后，小王立刻被提溜到隔壁屋子。

侦查员沙懋麟问其顶替原因，得知他在米厂上班，今天休息，跟邢开先是朋友，正和人在家里下棋，邢开先找上门来说，刚才居委会干部来通知，让他去分局接受核查，他因要去相亲，时间上有冲突，所以请小王顶替一下。之前，小王曾听邢开先说起过被圈在百货行折腾了一番的事儿，认为邢作为局外人没有什么麻烦的，再说跟邢的关系一向不错，就一口答应了。

被分局特地召来的派出所民警有一种因工作不到位而丢脸的感觉，当下就对沙懋麟表示，这就去把邢开先那小子叫过来。沙懋麟想了想，说我和你一起去走一趟吧，反正这边的人都已经核查过了，我待着也没事。据沙懋麟事后回忆，他当时对于邢开先叫人冒名顶替之举已经有了一种直觉性怀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没错。

两人去了邢家，邢母说儿子一小时前出去后没回来过，至于去哪儿了，他没有说。

刑警问：“小邢有女朋友吗？“

邢母说：“他连饭碗都没有，谁肯嫁给他呀！”

沙懋麟由此断定其中有诈，立刻给焦允俊打电话报告。焦允俊当即驱车赶到小桥分局，要求分局组织力量火速查找邢开先的下落，发现后立刻控制;同时，另派一部分警员随他和沙懋麟前往邢家搜查。结果，在邢开先独住的后院小屋里发现了三件陈慕仙推测的那种微型“快口”，不过没有发现机要专员解锦书失窃的挎包。焦允俊大为兴奋，立刻电告郝真儒，通知联络员老俞联系市局，在全市范围内查缉邢开先。

傍晚七时许传来消息：在仓山区金钱路上的“如意菜馆”后院包房内发现了邢开先的尸体！

特案组七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前往“如意菜馆”，最先赶到的分局刑警已经把现场严密封锁，菜馆老板员工连同用餐的食客一并被控制，等候特案组处置。

据菜馆员工说，邢开先是饭馆的老主顾，每月总要来一两次。当天下午六点半过后，邢开先来到菜馆，说还是在后院老地方用餐。那是靠近后门的一间小包房，只能容纳四五人，邢开先每次过来都喜欢去那里。邢开先进包房坐定，点了四样菜肴、两瓶酒，关照先送一壶茶两个杯子，待客人到后再上酒菜。跑堂老金遵嘱送去茶水后就离开了，在前面忙了一阵儿，还没见邢开先来吩咐上菜，就去后院询问。哪知，一推开门便有血腥味儿扑鼻而来，定睛一看，邢开先已经倒毙。

侦查员勘查现场，对邢开先被杀经过进行了还原——老金离开后不多时，邢开先所说的那个客人从后门直接进入包房，邢开先在为其倒茶时，客人出其不意以钝器猛力击打其后脑勺。邢开先手里的茶壶、杯子滚落到地面摔碎，身躯前倾扑在桌上。凶手又冲其后脑勺补了一下，将其推翻在地，然后逃离现场。

包房地面的方砖上遗留有凶手的鞋印，据此推测凶手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作案时所穿的是一双鞋底后跟新钉了胶皮掌的布鞋。对被害人的手指进行检查，发现其右手大拇指、食指前端的皮肤有神偷阿七所说的那种苦练技艺留下的痕迹。经向邢开先的亲友了解，证实其生前习惯使用右手，故可认定邢开先应系在“金仁泰百货行”对机要专员解锦书实施盗窃的案犯。

案犯找到了，那么，他所盗窃的挎包（密件）呢？侦查员认为邢开先是受指使作案，密件这样的重要赃物应该会立刻交给指使人。谁是指使人？很可能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特案组一干侦查员连夜举行案情分析会，焦允俊信心十足地为大伙儿鼓劲：“调查进行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破案的曙光了，让我们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来一个冲刺，把这案子拿下。等回到上海，我向上级请示，在锦江饭店举行庆功宴！”

确实，到目前为止，案情已经比较清晰了。大伙儿认为，杀人凶手赶在特案组找到邢开先之前灭口，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特案组正在调查手指痕迹的信息;二是在此期间有通风报信的时间;三是具有一击必杀（尤其是对于邢开先这样习练过功夫的练家子）的把握。

侦查员分析，有关核查手指痕迹的情况，在行动之前只有特案组七名侦查员知道，再加上一个神偷阿七，但陈慕仙是受到秘密监视的，可以确认他并不涉案;福州警方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同志知道，尽管协助调查的警员亲眼看见特案组侦查员在查看那些顾客的手指，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检查，所以可以排除内部泄密的可能。那么还剩下一种可能，信息是接受核查的那部分对象泄露出去的。

这些对象分为两拨，一拨是那些顾客，另一拨是“金仁泰”的老板、店员。邢开先是顾客中的那部分，他在接到前往分局的通知后果断决定让邻居小王冒名顶替，说明他已经获知这个信息了。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呢？“金仁泰”的老板、店员是第一批接受核查的，问题应该就出在他们身上，即“金仁泰”里的某一个人通知了邢开先。

支富德对判断人体身高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当下断言：“百货行那些人中，身高在一米七上下的有三人——店员黄有才、钱鑫，还有账房丁行海，这三人嫌疑最大！”

大家一致表示认同。特案组决定立刻对这三人进行控制。

11月9日，密件失窃案发生的第十天凌晨两点，特案组在福州警方配合下，三路力量同时出动，把黄有才、钱鑫、丁行海从家中带至特案组驻地。

三间屋里同时进行讯问，院子里停着一长排汽车、摩托车，涉案人只要提出与案件无涉的证明人，特案组侦查员和福州市局民警立刻发动引擎，驱车赶往证明人住处调查取证。几个来回后，终于在清晨五点确认，策划并指挥窃取密件的案犯是丁行海。

丁行海有个妹夫叫尤重镇，抗战前是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还有一个身份是复兴社（“军统”前身）特务。后来，丁行海的妹妹患病死亡，尤重镇奉调去了陪都重庆“军统”本部，与丁家就断了来往。今年初夏的一天，尤重镇突然来丁家拜访，仍旧一口一个大哥，让随从把携来的礼品一样样摆上桌，放不下就堆在椅子上。最后，竟然拿出一套黄金首饰，说是当年丁行海的妹妹去世时留下的遗物。丁行海一看就知道这并非妹妹的东西，因为首饰上有出品店家的字号，这家香港金店开张时妹妹已经去世了。不过，这份重礼他舍不得放弃，于是就笑纳了。

尤重镇说明了来意——不久前结束的“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对党国不利，国民党方面准备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可能会暂时退出大陆。但不久肯定会在美国的支持下打回来，收复失地。党国高层要求在撤出大陆之前安排潜伏人员，开展秘密工作，届时配合“光复行动”。如今，尤重镇是“国防部保密局”上校，受命负责东南沿海闵浙两省的潜伏工作。

他对丁行海说：“上峰找我了解闽地情况和社会贤达时，我说到了大哥以往的情况。长官对您甚感兴趣，说您早在抗战前就已经在为名闻闽浙两省的镇海魔海盗帮做地下工作了，堪称地下工作的老前辈，要求我来恭请大哥出山，为保密局做一些秘密工作。”

丁行海推辞：“我已经老了，对政治也不感兴趣，没有必要掺和你们的事;再说，不管是以前的‘军统也好，后来的‘保密局也好，在老百姓中间的口碑如何，相信妹夫你这个老特工肯定是有所耳闻的。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让我参加你们的团体，我真的没兴趣。”

如果是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推辞，也就不好再强求，但丁行海遇到的尤重镇是受过心理战专业训练的老特务，可不是轻易对付得了的。尤重镇那次在福州待了三天，其中的两个整天都花在做丁行海的思想工作上。使丁行海感到害怕的是，说到最后，对方话语间透出了“硬”的一面，举了几个为保守机密而“不得不制裁知情者”的例子，意思就是既然丁已经知晓了这么重要的机密，如果再不答应，只怕上峰就会下达封口令了。如果正主儿逃遁，那就以其家人代替。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丁行海答应帮“保密局”开展秘密工作，但不算是参加“保密局”，不是特务身份，只算雇员;不管工作开展得如何，“保密局”按月发给其津贴，如果收集到情报，根据质量、数量另外给予奖励。

尤重镇离开福州前，请丁行海吃了一顿饭。席间，交代了递交情报的接头方式;至于“保密局”要向丁交代什么使命，那自有便捷安全的渠道。

不久，福州解放。解放后的一周内，丁行海接连三天收到用暗语写的信件，提醒他可以开始工作了。丁行海已经见识到中共军事力量的强大，寻思所谓的“光复”只怕是老蒋的一厢情愿，便有反悔的意思，按兵不动，还退回了邮寄过来的汇款。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开国大典的次日，丁行海撑着一把雨伞在街上行走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条汉子，迅速贴到他身边，借着自己手里那把黑色雨伞的掩护，挡住路人的视线，把一件管状硬物顶在丁的腹部，脸上却是笑容可掬：“尤先生向丁先生问候，请您多多保重。”

丁行海知道这是“保密局”的警告，他如果再抗命，那就要血溅五步命丧街头了，只好开始考虑如何行动。

应该说，尤重镇对丁行海的估计还是比较准确的，只要给他足够的压力，他就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以前替海盗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证明他有这份能力。现在，丁行海经过一番考虑，想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收集情报的人——邢开先。

邢开先的父亲邢嘉聪，系丁行海多年的好友，两家经常互相走动。邢嘉聪去世，就是丁行海前去相帮主持操办的丧事，当时邢家经济拮据，丁还资助了一笔钱款作为丧葬费用。之后，丁仍与邢家有来往，坊间甚至一度有其与邢嘉聪遗孀有染的闲话。邢开先出家做小和尚，是丁行海根据其母的要求给找的寺院，还给寺院方面打了招呼，给邢开先指派了一位会武术、脾气好的僧人做师父，传授小邢武术和气功。邢开先还俗后，丁行海对他帮助不断，多次介绍工作，只是邢开先哪一样都干不长。即使如此，丁也不生气，依旧在经济上不断给予接济。因此，邢开先把丁行海视为长辈，愿意听丁的差遣做一些杂事，自己有什么想法也从来不向丁隐瞒。

这对忘年交有时凑在一起喝酒，可以像多年知己一样一谈就是半天。丁行海的经历丰富，喝了酒喜欢聊聊江湖往事，有一次向邢开先说了神偷阿七的一些传闻，邢开先就把神偷阿七当成了偶像，经常与丁行海探讨神偷阿七的那手惊世神技是如何练成的。丁行海后来才知道，邢开先从第一次听说了神偷阿七后，就自己琢磨着如何练出那手绝技了。

具体知晓这个秘密，是大约两年半前。有一次他去丁家，本是要找邢开先之母说点儿事，邢母没在家，他就溜达到邢开先独住的后院，恰见邢开先正在苦练“快口”划皮囊之术。邢开先见秘密暴露，遂要求丁伯伯为其保密。丁行海不仅一口答应，还对他进行物质鼓励，曾托人从香港购买精钢原料和打磨机供邢开先试制“快口”。

屈指数来，邢开先练习窃技至今已有三年多。福州解放前夕，邢开先曾去丁家给丁行海演练过其作案手法，丁行海认为已经可以在福州本地名列前茅，遂向邢开先说了一些江湖上的规矩，以便以后行走江湖。同时，也反复叮嘱邢开先不可贸然下手，初次试手最好经过他的同意。

转眼到了10月下旬，重新开张的“金仁泰百货行”准备照例在月末搞一次促销活动。丁行海料想届时必定顾客盈门，这正是一个让邢开先试手的机会。其时，他已经受到“保密局”特务的威胁，迫切希望小邢能够尽快入手，以便相帮对那些来福州出差的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作案，获取文件、笔记本之类的情报，向“保密局”交差。他深信可以把邢开先控制在自己手里，适当时候还可向“保密局”建议将小邢发展为特工。因此，丁行海就向邢开先建议，在百货行开张日搞促销活动时一试身手。这样做有一个好处——丁是百货行账房先生，届时万一邢开先失手被人察觉，他可以出面迅速把事儿摆平。

邢开先听说终于可以试手了，大喜，开始暗作准备，特地去旧货店选购了一个挎包，内装一些杂物，以便在需要进行割背带盗窃挎包时使用。10月31日那天，他提前赶到现场，查看了百货行周围的地形，考虑好进退路线。就在这时，他看见开来一辆小吉普，一个背挎包的干部模样男子进入店堂。邢开先几乎不假思索，就把这人作为试手的目标。之后，他随着人群涌入店堂，一举得手。邢开先的动作，逃过了在场每个人的眼睛，却被策划者丁行海尽收眼帘。这起惊动中央高层的特大案件，就这样发生了。

小邢试手试出了这等后果，完全出乎丁行海的意料。之后的情况，诚如侦查员所估料的，丁行海在发现侦查员的核查动机后，立刻奔邢家关照邢开先，让别人冒名顶替去应付接下来的核查，又嘱其随后前往“如意菜馆”，在后院的小包房吃晚饭，他会送去盘缠，让小邢暂时离开福州去外面躲躲风头。这时候，丁行海已经作好准备将小邢灭口了，因为他对小邢能否逃过警方这等严密的查缉措施根本没有信心。

他准备了一根檀木短棍，事先藏于腰间，趁小邢给他倒茶时猝然下手，之后又补了一棍，随后见小邢七窍流血，便知已死，遂匆忙逃离现场……

丁行海交代到这里，焦允俊忍不住问：“得手后的那个挎包呢？”

丁行海说挎包还原封不动放得好好的，但他必须在得到许诺后才能招供。焦允俊颇觉意外：“你要得到什么样的许诺？”

丁行海提出的条件是，必须保证不判处他死刑，方可交出挎包。他同时保证，挎包没有打开过，如果交出后发现有异，警方可以取消许诺。

到此，讯问暂停，特案组成员临时开会研究丁行海的条件。郝真儒认为可以把情况向上级报告，请示如何办理。这个建议得到了另外三个侦查员的赞同，但焦允俊坚决反对，说我不信这个邪，不相信没有办法找出被丁犯藏匿起来的挎包。丁犯把话说得这样确凿，看来他确实没动那个挎包，再说以他连业余特工也算不上的水平，根本没法儿打开那个特制挎包的锁具。支富德支持特案组长的观点，说西天取经已经经历了八十难，被老乌龟掀翻在河里的最后一关还怕过不了？

焦允俊突然想起了神偷阿七，一跃而起：“向陈先生讨教！”

于是，陈慕仙随同焦允俊等侦查员坐汽车来到“金仁泰”。神偷阿七到福州后还是第一次来查看现场，听了焦允俊的介绍，先在店堂绕了几圈，然后走进柜台内区，用似乎漫不经心的眼光打量了一阵，又到与柜台内区以板壁分隔的库房看了片刻。重新回到店堂，他的脸上已经带着一丝笑意。焦允俊便知有戏，朝陈慕仙看看，后者微微颔首，正要开口，被焦允俊打个手势阻止，说陈先生稍等，给丁犯一个机会吧，把他带进来。

另一辆汽车中押着的丁行海戴着手铐脚镣被带了进来，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一圈，最后停在特案组长脸上，说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不给我许诺，我肯定不会说出挎包下落。

焦允俊盯着丁行海：“姓丁的你听着，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即使如实交代，也不会给你什么许诺，只会把一应情况如实在材料中写明，在最后处置时根据政策予以考虑;当然，到那时已经不是我们这些侦查员的事儿了，那是法官或者军法官的活儿。”说着，抬腕看表，“现在是二十三点三十一分，开始计时——陈先生，请您向他亮明身份。”

陈慕仙走到丁行海面前：“丁先生，敝人陈慕仙，浙江嵊县人氏，江湖上人称‘神偷阿七。”

丁行海闻言大惊，看着面前这个瘸子：“什么？你是神偷阿七？！不……不可能，不可能！”

陈慕仙向侦查员要了纸笔，倚着柜台在纸上写了两三行字，送到丁行海面前：“听说丁先生记忆极好，过目不忘，想来当年出自敝人之手的这段写给‘镇海魔段老大的文字您还记得？”

丁行海定定神，盯着那张白纸连看数遍，终于点头：“哦！您真是神偷阿七啊！没想到，您竟是这么一副模样！”

焦允俊说：“丁行海，我们把陈先生请来了，你说你还藏匿得了那个挎包吗？”

丁行海不语，沉思片刻后刚要开口，焦允俊却道：“三分钟时间已过，现在不需要你开口了。陈先生，您请——”

陈慕仙走进柜台内区，在账台后面原先丁行海的那个位置上坐下，说：“那个姓邢的小偷得手后，原本是要往外溜的，没想到失主立刻发现失窃，堵住了出口。当时店内一片混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失主身上。姓邢的见势不妙，立刻把挎包塞进柜台下面的空隙，用脚往里踢了一下。丁先生您也还算机灵，趁一片混乱无人注意柜台内部，出了账台来到柜台前，一边招呼其他店员不要慌乱，一边悄悄用脚把柜台下的挎包勾进来，踢到账台下面。然后，您回到账台坐下，把挎包捡起来，放进靠近板壁与账台相连的这个小柜子。

账台应该是当初老板让您主持一应装潢项目时您自己设计的，但不是出于您的发明，有些不法商家或者骗子公司都会制作这样的内藏机关的账台。账台边的这个小柜子，最里面的那块木板其实就是暗门，只不过在隔壁库房里才可以打开。之后，你趁乱溜进库房，把挎包从柜子里取出，再用螺钉把木板也就是那个活门钉死，侥幸逃过了之后进行的全店搜查。

至于你把挎包藏在哪儿了——因为老板、店员离开这里时都是经过搜身的，而且之后这里有警方人员日夜看守，所以挎包藏匿后没动过是真的。具体藏在何处？无非是上天入地。敝人说的对吗？”

丁行海脸色如土，扣着手铐的双手冲陈慕仙连连作揖：“真不愧是神偷阿七，佩服！佩服！”转脸对焦允俊说，“挎包，我藏在库房门口的石板台阶下面了，那里侧边有一块石板我让匠人师傅弄成活动的了。”

焦允俊立刻去查看，果然找到了那个原封未动的失窃挎包。密件失窃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0年4月6日，丁行海被福州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