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衰退不是新话题。我们在城市特刊里选择写沈阳，本是希望能去现场找到一些新故事，最好是和传闻相反的故事。然而没有。本文记录了几个年轻人感受到的沈阳，当城市陷入某种无解，那么接下来重要的就只能是如何自我改变。

记者 / 吴洋洋

编辑 / 陈 锐

浑河是沈阳的城市分界线。

像中国现今所有城市都热衷的新城开发一样，在这条古称“沈水”的河流以南（依“山南水北为阳”，沈阳得名于沈水之北），浑南新区代表城市的新面孔：由电梯房构成的门禁卡小区，地产商在河岸修建的酒店、住宅、购物中心连在一起的综合体，以及面积高达14万平方米的新型体育场等。

浑河分隔着新旧沈阳。

进入新世纪后没几年，除了年纪大到足不出户的老年人，中年夫妻和成家后的年轻人大多搬去了浑南这样的新城。

香港开发商新世界

沈阳K11是全国最大的K11。

但即便是这个年轻人和新商业更多的新区，依然有点冷清。周末，路边的连锁餐馆很难坐满人，共享单车的数量也不多。K11开业1年了，住在浑南的80后张旭一次没去过。这个26万平方米的商场是全国最大的K11，但它在各地都奏效的“商业+艺术”路线，放在沈阳似乎有点气质违和。

老城区的人就更少了。

“媒体说东北衰落说了很多年，但那时候（指2014年左右），大街上的生活没什么变化。直到这两年，连锁商业撤出，之前很多店面会开到11点，现在

老城区西塔附近，这里是沈阳朝鲜族聚集地，也有美食商业街。

潘赫在沈阳市中心有套房子。房子位置很好，前面是万象城，旁边是鲁迅美术学院。租金也不高，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阜新二街的万顺啤酒屋，因沈阳作家郑执的小说《仙症》走红，当地人称穷鬼乐园。

年轻人变少，不只是因为他们搬去了郊区和南边的新区，其中一部分还搬去了真正的南方。

在廖京凡的记忆里，2009年是个转折。那一年，沈阳至北京的动车开通，全程最快不超过5小时，他注意到“开始有去北京上班的迁徙一族，工作日去北京上班，周末回沈阳”。

“他们看中的无非是薪水。同样是写程序，以前只能拿到

沈阳1905创意园由北方重工沈重集团的二金工车间改建而成，是铁西重工业文化产业的象征。

2015年，他所在的企业从重工业聚集的铁西区搬去了沈阳城西的新产业园，公司更换了生产设备，还开始推动从依赖工人个人能力的粗放式生产向提供数字化系统辅助决策的精细化生产转型。

过去粗放式生产带来的问题是，要么因为产品粗糙在市场上卖不出高价，要么工厂在后期要花更多时间和工序去修正之前的产品，两种结果都会降低公司的利润率。

廖京凡的核心工作就是带团队通过智能化生产系统调度生产流程和优化工艺参数，但转型要真正推动起来太不容易。生产流程和工艺参数来自于“工厂老师傅的脑子、笔记本以及电脑文件夹”，这套系统上线后，新的工艺流程要沉淀到生产中才能体现优势。这需要一段时间，也意味着生产流程的波动，而它与一线工人的意愿很可能是相反的。

2012年，招募廖京凡进入公司的那位领导支持这种改革。在信息自动化之外，他还将产品线拆成各个事业部，令它们自付盈亏。刚扛过一些人的反对，让大家开始接受新的管理模式，这位“改革者”就因所谓的腐败问题被调走了。继任者的管理方式是“稳定为上”，一切又被打回原形。

转型被叫停的时候，廖京凡所在公司的毛利率已经降到了连5%都不到，如果计算净利率的话就是负值。但类似的产品，国外的竞争者能卖出3至5倍的价格——除了精细化生产，他们还胜在“工业设计”。

廖京凡公司周边的国企状况都差不多。这些国企的所谓改革更多是形式上的，无论企业性质还是生产方式，都没有本质改变。但眼下，重组可能是这些重工业企业唯一的希望，“年轻人希望改变。”廖京凡说，这也是沈阳市的数家国企最近两年都在推动的解决方案：通过重组，让国企变成私企或者混合所有制公司。已经在操作中的还包括沈阳机床集团和东北制药。

他所在的公司很可能会是下一个。但谁也无法预估重组的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因为“你能赚钱的时候不能给别人，不能赚钱的时候别人可能也不要。”

廖京凡因此开始考虑再次离开沈阳。他在意的并不是薪水，而是他在沈阳也许找不到可以让他继续坚持的制造业信息化系统的工作。“民营公司的老板可能更愿意买单。”但他迄今没有找到可选项——在沈阳，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营技术公司。BAT、华为等公司在沈阳的分公司，主要职能也是销售而非研发。

互联网席卷中国城市的十多年间，从电子商务到外卖、共享出行、短视频、游戏、金融和社交，这些浪潮一遍又一遍地重构了多个城市的商业结构，但几乎每次，沈阳都不在浪潮里，没有诞生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没有成功的独角兽，甚至成规模的创业公司都没有。

但沈阳以另一种方式蹭上了互联网红利。

2018年的中秋节，来自广州的YY直播把它的年度粉丝嘉年华放在了沈阳的K11举行。当天，“商场内外都在直播。”一位参与活动组织的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杂志称，近百名当地“播主”围绕着K11的

包括沈阳在内的东北贡献了中国最多的直播主播。

在一份名为“2017中国城市网络主播数量排行榜”的排名中，沈阳、长春和哈尔滨都进入了前10名。

沈阳火车站附近的南五马路上，挂有“××文化传播”招牌的公司多数做的都是这样的直播网红经纪生意。吕日阳的公司是其中之一。

“大家就觉得东北话特别好玩，有时候我播的时候，大伙就说你多说点东北话……”吕日阳说。他不清楚“外地人”为什么喜欢听东北话，但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在语言上的优势。每次到外地一开口讲话，周围人就发笑，还要一遍又一遍地模仿他说话，边学边笑。

吕日阳播主出身，如今是一个签约了30名主播的直播公司老板。

一开始，吕日阳只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录播一些短视频，拍摄和女朋友表演的“CP短剧”。2017年，他看上“有带货能力”的直播，还租了办公室，签约了30位播主，经营起一个网红经纪公司。

吕日阳把播主类型分为5种：健身、美妆、美食、母婴玩具、搞笑段子，并认为东北播主擅长的是最后一种。

他签约的播主多数也都在沈阳。其中一位是鲁迅美术学院的保安，他会在直播中展现自己的生活日常，包括日常玩摄影、穿运动服，有时候还会玩“学猫叫”——这是一首一般只有90后或00后女生喜欢的网络歌曲。吕日阳认为这是东北人的另一种优势，“解放天性”。“直播就是‘带节奏’，要可以在镜头前不压抑自己声音地喊出来，比如‘喊麦’，可能是东北冬天太冷了，冬天要跟屋外的人交流，都要用喊的，而且要快。”吕日阳说。

他大学学的是播音与主持专业，现在很满意自己的工作。通过在直播中促销一些剃须刀、洗发水、茶叶和蜂蜜，他可以让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拿到每月两三万元的收入。

距离吕日阳公司只有几百米的购物中心印象城也看上了直播，正准备把其中一层楼拿出来做直播播主的工作间，用以挽救不景气的实体零售。

“没错，沈阳有很多直播播主，但它跟直播平台是两回事。”廖京凡说。

2015年，中国很多城市都流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在东北，在沈阳，基于市场的创业尝试几乎没有。“东北搞这个东西，就变成了稍微大一点的国企拿一笔钱出来做一些东西，而且他们通常只会给第一笔钱，或者对一些科研项目给出启动资金，还是技术研究的思路。”廖京凡说。

李大为2016年离开机器人公司新松，创业做3D打印。创业之初，当地

潘赫的失败书店，提供他认为的先锋思想。

把老房子当出租房后，他和母亲一起搬到了城市东边的另一片新城区生活，一年中他大半时间都待在沈阳，做一些写作和翻译工作。

他说自己目前还没有适应得很好，因为感觉到熟悉的千篇一律，“都是格子间”，“缺乏生活的细节，也缺乏多样性”。但他认为互联网仍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沈阳的地域局限，“如果没有互联网使人可以远程工作，代写论文、做翻译、平面设计、写代码……东北的年轻人还要再少一半。”

潘赫开玩笑说自己更加期待的是“朝鲜改革开放”，那样沈阳和辽宁就会变成一个四面通达的地方，变成一个出口。而现在的东北怎么看离所有的中心都太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廖京凡、李瑞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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